民主的边界是法治

2000年12月27日 01:40 郝铁川教授
　　过去，学术界比较多地阐述了现代法治对民主的保障作用和民主对法治的决定性作用，但对法治限制民主泛滥的功能研究不够。这次沸沸扬扬的美国总统大选或许能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一，规则有时比原则更重要。法律是规则，民主是原则。原则指导规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一旦法律规则产生，便具有相对稳定性、相对独立性，不能再用原则而不经过一定程序来轻易否定。
　　美国这次总统选举纠纷，历时37天，波澜迭起。纠纷的核心是对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郡是否手工计票。戈尔一方强调“尊重人民的意愿”，小布什一方强调“尊重既定的法律”。那么在原则（“尊重人民意愿”）和规则（“尊重既定法律”）之间，究竟何者更重要？更应尊重哪一个价值？这个问题是这次总统大选的纠纷焦点，也是美国法院系统辩论和裁定的关键。从结果来看，多数法官认定“既定法律”比“人民意愿”更重要。因为“既定法律”是经由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意愿，是原则转化为规则后的产物，是理性（程序筛选）而非情绪化（临时动意）的决定。虽然在全国普选票中戈尔领先小布什，但美国既定的总统选举规则并非按全国普选票计算，而是按“选举人票”计算，即在全国50个州赢得多数选举人票才算赢得大选。在美国历史上，曾有过赢得多数全国普选票，但由于“选举人票”少于对手而输掉大选的。因此，当戈尔强调自己在全国普选票中领先、要求尊重多数选民意愿时，美国的多数法官立刻意识到了这是在变更既定规则，是大选中的临时动议，是一种煽情。不能说戈尔的要求不符合民主原则（尊重多数），但它与法律规则相冲突。所以得不到法官的支持。
　　第二，在和平建设时期，“恶法亦法”有时也是必要的，因为它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换句话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变更恶法必须经由法定程序，而不得擅自越轨。
　　美国的选举人团制确实存在脱离选民意愿的弊端，过去两百年中，国会曾有七百多项法案要求取消选举人团制。人们可以把这一制度视为恶法，在这一恶法未经法定程序变更之前，人们还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法律的权威，更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一个主要靠法治支撑的社会，如果法治倒下来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相应崩溃，美国人一方面批评现行的总统选举制度，但另一方面又不主张以非法的方式来变更它。《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在大选前均表态支持戈尔，但在11月8日选举结束后却认为戈尔不应要求在佛罗里达州重新人工计票。其理由是：一旦游戏规则确立，并且参加了游戏，就不应回头再来变更已经定好的游戏规则。参赛者若对游戏规则有意见，就一定要在参加游戏以前表达，事后再来要求重新设定新的规则，就是对社会的稳定秩序的一种破坏，也是对其他参赛者的不公平。
　　第三，守法和司法是民主的最后一道屏障。当林林总总的利益集团众说纷纭，相持不下时，当法律的模糊性导致人们无所适从时，当各种势力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司法则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的裁决者。
　　在美国的这次大选过程中，尽管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是多么地尖锐对立，但多方势力均表态支持司法裁决。数个权威民意调查也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相信联邦大法官会公正处理，而最信任的国家机构也是联邦最高法院（61％）。新闻媒体皆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处理新闻，并展示对司法裁定的尊重。
　　守法是民主正常运行的又一前提。戈尔和小布什双方在激烈的争论中，都引用法条来强调自己的立场，少有情绪性攻击，虽有一些支持者举牌示威，偶有咒骂，但都基本上和平理性，以守法精神各拥其主。政府和社会运行如常，股市行情没有异常。从各项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尊重法律规则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民主对人类的好处非常多，否则人类也不会那样地喜欢民主。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民主也不例外。其最大缺陷就是容易带来盲动、非理性，带来对少数人权利的不尊重。现代法治则以严格的程序限制民主、以保障人权的原则防范对少数人权利的践踏。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美国的这次选举更暴露了其民主法治的局限性。一是总统选举基本上是或明或暗的钱权交易。二是这样的选举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如此高的成本不仅令发展中国家无力支付，还会带来内乱。三是选举总体上是在少数人中，没有跳出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窠臼。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国和韩国两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第二议定书文本并请做好执行准备的通知
国税发[2006]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我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已于2006年3月23日在北京正式签署。该议定书还有待双方完成各自所需法律程序后生效执行。现将该议定书文本印发给你们，请做好执行前的准备工作。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

国家税务总局

二○○六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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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二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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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同意下列规定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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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关于协定之第一条，双方认为：如果公司、信托或者其他实体是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它由非该国居民一人或多人直接或间接受益所有或控制，且该国对该公司、信托或者其他实体的所得征收的税收（在考虑了以任何方式减少或者抵消的税额，包括对公司、信托或者其他实体或者对其他任何人的退税、补偿、捐赠、抵免或者宽免后），相比该公司股本的所有股份，或该信托或其他实体的所有权益(依情况而定)，由该国一个或多个居民个人受益所有时，该国本应征收的税收有实质性减少，则协定不适用于这样的公司、信托或者实体。然而，如果被征低税的所得中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部分是完全来源于积极的贸易或者经营行为而不是投资业务时，则上述规定不适用。
第二条
协定第二条韩国方面的税种应理解为包括韩国在所得税或者公司税的税基上直接或者间接附加征收的农村发展特别税。
第三条
删除协定第十一条第七款，以下列表述代替：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四条
删除协定韩方文本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和中方文本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以下列表述代替：
“对韩国居民，避免双重征税如下：
按照韩国税法关于在韩国以外的国家应缴纳的税收允许在韩国税收中抵免的规定（应不影响本协定总的原则）：
（一）按照中国法律和本协定的规定，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应缴纳的中国税收（在股息的情况下，对分配股息前的利润征收的税收除外），不论是直接缴纳或者扣缴的，应允许在对该所得应征收的韩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占适用于韩国税收总所得的份额。
（二）关于中国居民公司向韩国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如果该韩国公司持有支付股息的中国公司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股份，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中国税收。 (除根据本款（一）项的规定允许抵免的任何中国税收外)。”
第五条
一、删除协定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以下列表述代替，并将适用于2005年1月1日开始之后的十年期间：
“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所述在缔约国一方应缴纳的税额，应视为包括本应缴纳的，但按该缔约国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定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未缴纳的税额。本款中，在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第二款的情况下，该项税额应分别视为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二、删除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第六条
尽管有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当缔约国一方居民从缔约国另一方获得的所得是该款所指的所得，且缔约国一方主管当局在与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协商并考虑下列规定后认为，该居民不应享受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所规定之利益时，该居民不应被视为就提及的所得缴纳了税收：
（一）任何人为其个人或其他人的利益，是否以利用协定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为目的而做出了安排；或
（二）是否任何受益发生或可能发生于既不是缔约国一方居民也不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人；或
(三) 本协定所适用税种的防止偷、漏、骗税。
第七条
缔约国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相互通知对方已经完成该第二议定书生效所需要的法律程序。该第二议定书自最后的一方通知之日起生效。
经其各自政府授权，下列代表签署该第二议定书。
该第二议定书于2006年3月23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韩文和英文写成。所有文本同等有效，解释遇有分歧时，以英文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大韩民国政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