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反家暴培训中若干问题探讨
姜虹
【摘要】随着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公安机关依法办案程度的不断提高，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干预的主动性和适度性增强，但警察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往往更多地从案件发生的事实、危害后果以及如何依法处理等方面考虑，而对家庭暴力的本质、受害人在救助时需要何种帮助等问题尚无深入了解，对家庭暴力行为是否适用调解问题、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等问题也存有疑惑，导致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不到位，警察干预效果不佳。故在警察反家暴的培训中，应抓住学员困惑的准确点位，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提升培训的效果。
【关键词】控制；求助需求；调解；依法干预
一、搞清基本问题，抓住培训切入点
（一）认清家庭暴力的本质
警察在长期的工作中，发现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因为一方爱唠叨，因为一方不善于安排家庭生活琐事，因为一方对外处理问题方法不得当，因为对一方对自己家人态度冷淡或忽视自己家人的利益，因为施暴人喝了点酒控制不住自身行为，因为施暴人在外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回家后没有得到良好的释放，因为施暴人在经济大潮中出现了意外……这些暂且还都被认为是暴力存在一种理由或有导致暴力发生的诱因，但也有警察发现，施暴人对家庭成员中的一人或几人实施暴力时，没有任何理由。
培训前，有些警察很困惑，除了历史因素的影响和家庭内部暴力行为的习得性外，引发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千差万别，其中何为共性因素，导致家庭暴力屡禁不止？换个角度设问，家庭暴力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深刻认识家庭暴力的内涵，从而使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涉更为切中要害，这是培训课上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家庭暴力的施暴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对受害人，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达到对受害人的控制，这就是家庭暴力的实质。因为施暴人与受害人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不一致，无论施暴人对受害人可以采取殴打、残害、强制限制人身自由等传统的暴力方式，还是采取对当事人而言自认为是相对和缓的精神控制、经济控制等手段，均使受害人处于被占有、被管理、被影响的地位而无法真正表达本人的意志，甚至只有放弃或牺牲了本人某些利益才能换得婚姻家庭内部的暂时和平，也正是这种放弃与屈从，使得施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付出应有的代价，越发导致家庭暴力中施暴方的控制不断强化，受害人的身心受到更严重打击、产生屈辱、无助、恐惧、极度痛苦、自我认同度降低等，对施暴人的种种无理要求最终以满足而告终。通过对家庭暴力控制本质的分析，使民警更深刻地认识家庭暴力，理解家庭暴力行为的多样性，体会受害人的受害境地，为正确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奠定基础。
（二）了解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助需求
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遇到最尴尬的情形就是在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中，当警察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施暴人实施必要的法律惩处后，受害人又苦苦为受害人求情，要求宽处施暴人，除了因为施暴人在家庭中拥有的经济地位外，更多的受害人表示对施暴人的宽恕。受害人的这种理由使得一些警察很茫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警察在干预过程中尚未准确地了解到受害人在寻求公权力救助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根据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与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部中国项目办公室合作支持的7家机构联合调查后编制的《受暴妇女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受暴妇女在暴力发生后希望得到服务的主导机构中“派出所/110”处于第二的位置，受暴妇女希望得到的具体服务主要有：“制止对方暴力，但不离婚”（16.9%）；“对施暴者进行矫治”（16.5%）；“情感支持”（14.8%）；“离婚”（12.6%）；“得到经济赔偿”（8.7%）；“法律援助”（7.4%）；“住房”（6.8%）；“取得孩子抚养权，拿到孩子抚养费”（4.4%），“制止对方在离婚后继续暴力”（4.2%）；“找工作”（3.2%）；“医疗服务”（2.1%）；“其他”（2.3%）。受暴妇女在如何对待施暴者的应答中，选择的答案按比例依次是：“说服教育”（24.3%）；“心理辅导”（15.1%）；“离婚”（14.2%）；“警告”（8.8%）；“强制治疗”（7.6%）；“拘留”（7.5%）；“治安处罚”（7.1%）；“判刑”（5.4%）；“社区服务”（3.1%）；“罚款”（2.6%）；“媒体曝光”（2.3%）；“行政处分”（1.4%）；“其他”（0.5%）。这些数据是7个合作单位深入不同区域、采访不同对象所得出的综合数值，这些数据是警方很难从得到的，但却具有很强的参考性。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受害人往往更需要将挽救放在第一位，将处罚放在较为靠后的位置，“离婚”反而是介乎于二者之间的选择。警方应了解受害人的这些需求，了解她们在求助公权力时仍然将劝阻、教育矫治施暴者以及自身的情感支持放在较为靠前的位置，因此对于具有特殊亲缘关系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在予以救助时，首先要将说服教育施暴人，对受害人给与情感支持，这些法律因素之外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二、抓住处置中的难点，提高培训的适用性
（一）家庭暴力行为是否适用调解问题
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是否适用调解，在现实执法实践中是许多警察感到很棘手的问题。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等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纠纷引起的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故意损毁财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隐私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经受害人、施暴人双方同意，公安机关可以治安调解。其中包含着：（1）起因条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2）行为条件（发生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3）情节条件（情节轻微），（4）意愿条件（双方当事人均要求调解），（5）认定条件（公安机关认为可以调解），只有当上述五项条件同时具备时，方可适用治安调解。
但对于雇凶伤害家庭成员、结伙殴打家庭成员、多次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含多次伤害他人身体）或在治安调解过程中又挑起事端的情形均不属于“情节轻微”的情节条件， 故不适用调解。这是在调解中需要把握的基准。
此外，在实践中应当避免两种倾向：一种不敢适用调解，害怕因家庭暴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绝对不平等，适用治安调解可能会导致公权力没有使施暴人对受害人的侵害行为付出应由的代价，反而在公安机关调解下完成了受害人对施暴人的谅解和宽恕，无形中帮助施暴人达到了继续控制的目的；另一种是随意适用调解或强行调解，一味地“抹稀泥”，甚至以调代罚，导致干预家庭暴力的效果不佳。这两种做法都错在对家庭暴力导致治安案件性质定性不准，将调解这种“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有效手段弃之不用或被滥用。
实践中，警察对家庭暴力导致行为的结果，应按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责任承担分级、分类的方式予以判定，而不应将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的结果一律归结于犯罪行为。在违法治安管理的行为中，公权力的介入只是进行家庭秩序修复和重整，公权力的干预必须适度，这是公权力对私权利救助在本质上尊重权利主体意愿的体现，此种调解的目的旨在使违法者在真诚悔悟的基础上，达成与受害者和解的协议，这种调解的功能重在教育和慰藉。而滥用调解的行为，侵害了受害人对公权力救助的自主选择权，这与设立救助措施的法律初衷相悖，警察应综合执法实践经验，可结合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方法、行为的时机、损害后果以及认罪态度等因素 加以确定，从而尽量做到认定的同一性，为救济权利的平等实现创造条件。
（二）轻微伤害案件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的适用问题
家庭暴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它通过殴打、捆绑、威吓、强制限制人身自由、遗弃、虐待、破坏财物等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以殴打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伤害家庭弱者形式出现的家庭暴力行为，在受害人不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可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许多警察感到适用此条有一定难度。
家庭暴力行为破坏家庭和睦，导致家庭中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严重的家庭暴力还可能导致女性以暴抗暴，以犯罪手段进行报复，危害社会安全。因此对家庭暴力行为需要依法采取有效手段予以惩治，使施暴人为施暴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有效制止暴力行为，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对施暴者予以教育和处罚：对于持续、经常性但情节轻微、且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家庭暴力行为，可按虐待行为处罚，对遗弃家庭成员的家庭暴力行为，对遗弃行为，不需要被遗弃人告诉，公安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处理，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5条处罚；但对于非经常性、但一次暴力行为情节较重或情节恶劣的，可以按故意伤害他人来处罚，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处理。特别家庭暴力施暴人具有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殴打、伤害家庭中残疾人、孕妇、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60周岁以上的人的；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情形，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2款的规定加重处罚。
在适用第43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伤害问题的处理有明显的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只要求具有客观上表现为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不再要求具有“轻微伤”的行为后果，以尽量减少殴打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伤害他人案件定性对伤情鉴定结论依赖，不再规定伤情的下限，对明显不构成轻微伤的殴打他人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在采集相关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无需伤害鉴定，即可依法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当然，对于伤情处于轻微伤上限与轻伤下限相对模糊的程度时，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仍需刑事技术鉴定部门出具的鉴定结论。
（三）处置中注重自身权益的保护问题
警察在现场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往往会遇到以下情况：
第一，对施暴人的施暴行为进行阻止，过程中不免会出现一些小的情况，如一个正阻止欲用茶杯攻击受害人的警察，由于自己的阻挡行为使施暴人手中的茶杯没有打到受害人的头上，相反却打到了施暴人的眼眶上。施暴人在几天后对该警察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警察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警察想让受害人出庭作证，当受害人不愿意，一直未出庭。
第二，2010年3月9日，兰州市公安局特警窦勇因处置家庭暴力报警而遇害，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警察们面临着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自身安全的问题。
遇到上述情况，警察提出“应如何办”？
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警察会遇到不能确定的危险，一方面它会导致受害人承受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另一方面，它还会导致处置者在不留意的情况下被施暴人施致以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因此，对警察家庭暴力案（事）件的培训，应当增加风险意识教育。
对于第一种情况，需要提醒警察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取证意识问题，即当茶杯打到施暴人眼眶上时，警察当场就应当向施暴人确认眼眶上的形成过程，且记录在出警记录上，由施暴人签字，此时你的一时疏忽，便会造成日后工作的被动；其次，固定现场证据，即施暴人、被害人以及处警警察三方的位置，及时将茶杯作为证据调取，结合现场位置和茶杯上的指纹、茶杯触碰到施暴人眼眶后掉到地上的走向等综合情况分析，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证明。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适当借鉴、吸收美国警方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处置每一起家庭暴力案件，都应当进行一定的风险评估——评估过去曾有过的暴力，预测在干预中施暴人、受害人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警灯/警笛会对嫌疑人情绪激动程度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且在现场处置中，警察尽量将施暴人控制在相对宽阔的地方，避免在卫生间、厨房等相对狭小的地方，还应注意观察现场当事人的情绪，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好在到达现场前提前做好预案，一定在有同伴的情况下处置一个现场。
三、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培训效果
（一）处理好公权力干预与保护私权的关系，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正确认识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的定位，明确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中的责任，是做好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工作的基础。而公安机关干预的公权力性，家庭暴力处置中涉及到对各种私权利保护，都是需要公安机关慎重考虑的问题。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是实现私权利的手段；私权利要有公权利来保障实现，是公权力存在的目的。” 在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充分满足受害人对自己生活领域自主权完全行使的要求，尽量不因公权力的依法介入而导致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家庭关系趋于冷漠；当惩罚、预防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价值与尊重婚姻家庭关系当事人自主权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当施暴人的施暴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而破坏到整个社会秩序时，国家公权力必然要履行职责，强制某些受害人放弃其对生活领域自主权的选择，以维护更多人的利益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须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行为，做到依法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首次及其后的干预行为，以执政为民为宗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平和、文明、公正为理念，处理好保障人权、惩处违法犯罪的关系，把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与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有效融合，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二）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用足用好现行法律
随着我国法治化程度的加快，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调控不断健全，公安部在原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正）、《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等，其中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从总的原则、对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治安案件、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除七部委的规定中直接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外，其他的法规均从家庭暴力具体行为导致后果的层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之《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较为全面，仅在各机构相互合作问题上欠缺相关规范。
通过对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法条归纳集合不难发现，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全国尚未出台统一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律规范时，警察应加强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学习，深刻理解法律宗旨所在。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从立案调查到案件处理、再到惩治和教育施暴者、救助受害者等一系列程序，对于从公民要求的一般救助行为，到处理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都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适用条件以及处理方式严格、规范进行，不得创制、超越或违背法律的规定。警察一方面需要依法办案，同时在法律框架下考虑受害人的求助需求，本着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用好用足现有法律；提高依法干预的效果。
（三）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协调，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家庭暴力是社会各因素综合形成的问题，属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公安机关在长期的执法工作中与政府组织的其他机构、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群众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之自身所享有的法律授权和工作性质，在此项工作中确实站在了反家暴公权力干预的第一线，确实起到过连接受害人与各种社会救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些都是公安机关救助中以法律授权应当做和可以做到的。但桥梁作用无法取代政府其他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群众团体的作用，没有政府在立法、政策、财力、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没有相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等反家暴网络成员共同努力，公安机关仅依职权的法定性和限定，很难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与其单打一的独斗，不如发挥公安机关自身有效的协调沟通能力，加大与社区相关组织、基层妇联组织、社区志愿者（心理医生、律师等）、相邻医疗部门的紧密联合，做好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延伸服务，各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到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将极大减轻警察的压力, 达成对受害人的救助，体现对家庭弱者人权与平等权的尊重。北京警方自2010年3月31日起实行的在派出所设立纠纷调解室，根据警察初步甄别，对属于治安纠纷的，由警察依法处理；对属于民间纠纷的，转至联合接待室，由市民自己挑选的调解员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进行调解；某些家庭暴力危害后果较轻，受害人对施暴人谅解并主动提出且施暴人自我觉悟诚恳悔过（书面谅解、悔过），属于调解范畴，可在警察主持下进行调解。这种民事调解与治安调解一站式服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解决家庭暴力受害人需要跑多次才能解决问题、施暴行为不能及时被矫治的状况，不仅能够有效遏制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而且有助于提高介入家庭暴力的正面效果。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法律系 姜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