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规制性规范，侵权责任，受保护法益，保护性法律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对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做出了极为含糊的规定，这使得司法实践缺少在此问题上的合理指引。在现代社会中，更为精准地具体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工具之一就是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必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规范的形式和实质特征、目的特征和实质违反该规范，这同时也确立了关于该问题的实践论证框架。在解释论上，可依据整体类推方式而将违反适格规制性规范所致损失解释为侵权法所保护法益的一个类型。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适格规制性规范的规范特征
　　三、适格规制性规范的目的特征
　　四、实际违反规制性规范
　　五、结论和我国法中的具体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法的主旨任务是实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而实现工具之一是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所谓侵权法的保护客体，“是指侵权责任法具体保护哪些权利和利益，换言之，哪些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以后，受害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1]通过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厘清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不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可更好地实现上述平衡。至少就过错责任而言，我国侵权法立法所采取的是一种大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因此，在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司法者根本不像采取小的一般条款的德国或台湾地区侵权法背景下的司法者那样会受到诸多阻碍，因此无需发展出附保护第三人契约、积极侵害债权等理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足以作为请求权基础。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司法者在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时似乎未得到法律明确的限定和指引，从而自由空间较大，《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所遭受的诸多批评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妥当地控制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范围，就需要找寻合理的方式。
　　在我国法律（狭义）中，常规定行为人要对违反规制性规范[2]而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损失大多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但却属于侵权法的保护客体，故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侵权法保护客体予以了间接界定，例如《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公司法》第208条等等。[3]其常见的规定模式是“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可看出，这些规定赋予受害人就相关损失享有侵权请求权的理由是，行为人违反了这些法律中对行为人所做的行为规定，也即违反了规制性规范。[4]在我国的法实践之中，大量的解释、批复和案例也都涉及了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问题，而其中相当多的案例和批复都判定行为人因违反了规制性规范而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规范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5]
　　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规范前提下，司法者创造性地将规制性规范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方式之一，以实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这种做法极具启发性。关键问题在于，我国侵权法规范体系并未对此提供一个可堪适用的明确规范，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应予以合理说明。但我国相关判决大多欠缺此种说明，故缺少更强的论理性和说服力，更不利于对判决进行事后审查和论辩。同时，法学对此种界定方式的类型化整理尚付阙如，司法适用时就缺少一个整体的论证框架，因此在适用时错误颇多，产生诸多疑问。例如，是否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能够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适格的规制性规范要具备何等要件？这些都需要确立合理的论证框架。
　　这不仅仅是单纯法技术的问题，它还涉及自由权的基本保障。现代社会中，由于风险社会的初步显形和规制国家的理念影响，规制性规范发展迅猛，数量多如牛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允许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能界定法益，动辄以违反规制性规范为由强加侵权责任，没有限制地肯定受害人可就相对性权利或者纯粹经济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则将会使得人人噤若寒蝉，极大地限缩行为自由的空间。固然，侵权法的诸多概念，例如过错、因果关系等，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因此存在政策评价的空间。但是，多一些政策评价可堪使用的工具，当可使得侵权法在筛选责任时更为灵活；同时，法官可得到更多的指示，减少判决理由的说明困难，在法学方法上更具有妥当性。
　　因此，规制性规范当然可能会界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并非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具有如此作用，如何通过合理的方式判定具体的规制性规范是否是能够界定侵权法所保护利益的适格规制性规范，就成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本文即细致论述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的适格要件，包括规范特征、目的特征和实际违反保护性规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适用的一般程序做出总结，选择相关的案例进行重新分析，并对法学方法上如何证立上述类型做出简略说明。在论述时，本文将选择具有功能相似性的“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侵权类型作为主要比较对象[《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二）项]，探寻“外在理由”，但同时也注重相关实践和理论的内在理由，并以我国现行规范框架作为教义学基本前提。
　　二、适格规制性规范的规范特征
　　（一）形式特征
　　德国通说观点和判例通常认为，构成《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所称的“保护性法律”（Schutzgesetz）首先必须是《德国民法典施行法》（EGBGB）第2条意义上的“法律”。《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2条规定：“《民法典》和本法意义上的法律指任何的法律规则。”其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即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其外延包括宪法、议会法律、法规命令（Rechtserordnung）、规章（Satzung）、习惯法等；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则属于内部行政法的范畴，但也有可能间接对外发生效果。具体到第823条第二款上，最没有争议的是议会法律和法规命令，但特别命令、行政规则和宪法规范是否可被认为是保护性法律则存有争议。[6]因而，Wagner教授在论述时，区分了规范的性质而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此种方式颇具启发意义。[7]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渊源分类与德国大致类似，具体到第184条第（二）项上，通说观点与德国通说并无二致。[8]但在判例中，对除法规命令之外的行政命令（包括职权命令和行政规则）是否属于该条所称的“保护性法律”则存有争议。[9]
　　1．宪法之外的法律渊源
　　《立法法》规定了我国的法律渊源，同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起到了事实上的法律渊源作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4条，法院可以在民事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故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当然能够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依据。
　　至于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进行民事审判时不得引用作为裁判依据，似乎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就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上述最高院规定第6条明确认为：“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这意味着，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裁判文书中直接被引用，但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事实上，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否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这个问题与法院能否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这些渊源并非必然相关，能够引用这些渊源必然意味着这些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不能引用这些渊源并不能得出这些渊源的规制性规范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结论。根据以往的判例，即使法院认为这些渊源的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作为裁判依据而被直接引用的仍然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既然这些法律渊源能够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它们中的规制性规范就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从解释论的立场上来看，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渊源并不存在法律位阶的限制。[10]
　　2．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
　　2001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曾引起广泛关注，最高院针对此案所公布的批复也经历了从讨论众多到被废止的命运，其所引起的反响和讨论足以使得此案作为“标志性案例”（leadingcase）。这里仅仅以与针对本案的批复同日登载的宋春雨法官的一篇文章[11]（以下简称“宋文”）为视角，探讨与本文相关的问题。
　　宋文认为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并不能直接约束私人，《宪法》第37条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且我国法律之中不存在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因此在本案中，全部被告违反了作为“宪法类法律”的《教育法》中的规定，而构成了侵权行为，该批复实际上是确立了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类型。但《教育法》仅仅是具体的法律而非宪法，《教育法》的规定能否被认为是宪法规定，其实是非常令人怀疑的。[12]且根据本案事实，充其量只能认为被告滕州八中和济宁商校违反了《教育法》第29条第（三）项的规定从而构成违法侵权责任，但《教育法》中似乎并无明确条文规定其他被告的行为义务，故无法解决其余被告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问题。宋文似乎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因此认为全部被告的行为“违反《教育法》的基本精神”。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违反保护性法律所指的仅仅是违反具体的法律规定，而“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并不能作为适用根据。但无论如何，可以揣测，宋文之所以主张《教育法》作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权类型中的保护性法律，从而颇为令人疑虑地主张《教育法》为“宪法类法律”，而不直接主张宪法作为保护性法律，其原因在于他似乎认为宪法规范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
　　德国许多学者主张，德国《基本法》可成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13]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基本法》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强制时，此时该规定被作为保护性法律自然没有疑问，但是由于《基本法》仅仅是概括条款性质的保障（generalklauselartigeGarantie），所以仅在其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判确定了具体行为义务时，《基本法》才能成为保护性法律。[14]但Spickhoff认为，探讨《基本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能否成为保护性法律，重点在于基本权利规范的对象是谁，因为基本权利规范对私人没有直接的强制或禁止，其直接规范对象仅仅是国家，故在私法上不能发生作用，但其能够直接以私人作为规范对象时，可例外地将该基本权利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15]
　　该问题首先涉及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此等效力可分为直接效力理论和间接效力理论。[16]直接效力理论认为，基本权利规范可直接适用于人民相互间的私法关系，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直接以基本权利规范作为规范基础。间接效力理论则认为，基本权利不能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而只能通过民法上的“概括条款”（Generalklauseln）而实现，基本权利规范不能在民事判决中被直接引用作为裁判依据。由于直接效力理论使得基本权利辐射面过于宽泛，严重忽视了私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破坏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力分立，因此德国当前的通说理论是间接效力理论，这也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和大陆学者所普遍赞同。
　　在侵权法领域，如果采纳间接效力理论，则私人并非基本权利规范的直接适用对象，基本权利规范并未在私人之间创设义务，因此基本权利规范并不能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已有阐述，认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直接效力理论是将基本权直接视为民法上的权利，侵害者从而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将基本权利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使得侵害者承担侵权责任，而间接效力理论则是将违反基本权利规范的行为通过《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一）项后段中的“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方法”侵害他人，从而使得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17]因此，基本权利规范原则上不能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18]
　　上述讨论以基本权利规范并未直接规定该等规范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为前提，如果某些基本权利规范中出现了“个人”等语词，从而似乎把私人作为规范对象之一，例如我国《宪法》第36、40、41条，则这种基本权利规范似乎例外地能够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主张，适用时应当先找出有关这种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将具体规定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只有在别无他法时，才能够以这种基本权利规范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19]但是，同时有学者认为，从实践上而言，由于该等基本权利规范并未规定具体的行为义务，所以并无太大实践意义。[20]唯本文认为，这不仅仅是实践意义大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下文所述，适格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是明确的或已被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而上述基本权利规范仅仅提供了一个概括条款式（generalklauselartige）的保障，并未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义务，非明确的和已被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因此不得作为能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21]
　　（二）实质特征
　　德国通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强制或禁止规范（bestimmtes Gebot oder Verbot），其必须足够清晰地描述一个私法主体的行为义务。[22]有学者反对此种明确性的要求，认为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义务的存在，纵然明确的行为义务并没有被附加到此原则性规范定中，该规范仍属于保护性法律。[23]
　　无论如何，仅仅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活动相关的规制性规范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这类规范就是德国法上的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也即上级行政机关向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人员发布的一般抽象命令，它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秩序或业务性的行政活动，其法律效果产生于内部领域，即下属机关及工作人员，仅仅是内部规范，对人民不发生法律约束力，[24]故未对私法主体设定行为义务，因此该等规范不能作为保护性法律。[25]
　　根据是否要对行为义务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私法主体设定了行为义务的规制性规范可被区分为抽象规范和具体规范。不管在理论上是否承认明确性要求，实践结果处理上往往区别甚小，可以将之总结为以下结论，即如果某法律仅仅确立了一般化的原则（allgemeinerGrundsatz），或者包含了关于个人所需做出义务的抽象式概念从而需要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具体化，那么即使该等规范不能因此而被排除出保护性法律，但在未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化之前，不得作为保护性法律而被适用。[26]唯需注意的是，具体化该抽象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并非保护性法律，原因在于其并非规范。[27]如果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个案中具体化了规制性规范之中的抽象概念，且该具体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那么该规制性规范在个案中的内容之确定就要共同考察规制性规范和该个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28]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是明确的或已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否则根本无法确定并因此推论出明确的行为义务，从而也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29]
　　三、适格规制性规范的目的特征
　　（一）目的特征确立
　　1．比较法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4条第一款（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的理由说明认为，如果一个行为违反了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尤其是刑法，那么此行为就是不法的。所谓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之定义是：“对一个（主观权利的）侵犯仅仅是相对于权利人而不法，而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服务于每个人。”[30]但第二草案第746条第一款最终的规定是：“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者违反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则他有义务赔偿该他人由此而遭致的损害……”
　　两相对比，法律的范围被限缩为“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因为第二委员会认为，“如果不考虑被违反的制定法是否是保护受害人利益，而赋予所有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将是非常不合理的。[31]《德国民法典》在此草案的基础上只不过是将第二草案的第746条第一款分为两款，形成《德国民法典》的第823条。
　　在起草委员会的观念中，个人法权领域是侵权责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试图确定个人的法权领域，以明确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并将“服务于每个人的法律”的表述修改为“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在起草委员们看来：
　　个人相互之间的法权领域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而被确定，即制定法使得某人承担某个为他人利益的义务，强制或禁止他为一定的行为。但在此，只有以下这种强制或禁止才是可以考虑的，即它们旨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免遭他人侵犯，而并非为公众利益强加某制定法义务，虽然该制定法义务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是必要的，但它同样对任何人都是有利的。[32]
　　因此，委员会试图给法官指示出确定个人法权领域的客观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通过此界定，排除了所有以保护全体利益为目的的规定，而只有保护性法律才能界定个人的法权领域。
　　在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强调，被违反的规定必须是为了保护特定个人或者特定范围的个人，以个人保护为目的，而不能仅以对公众的保护作为目的，如果某规定的目的仅仅在于保护公众利益，那么它就并非保护性法律，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的法益。判例对这一点也予以承认。[33]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规定了阻挠刑罚（Strafvereitelung）的犯罪行为，即因行为人的行为而造成他人因违法行为而依法应受的刑罚或措施全部或部分不受追究，因为此规定仅仅保护司法，而非之后的潜在受害人，故并非保护性法律，不能根据第823条第二款产生侵权请求权。[3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解释“民法典”第184条第（二）项时，也持相同观点。[35]
　　2．理由说明
　　德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虽然都将保护性法律作为法益界定的工具之一，但绝大多数所持的都是解释论立场，似乎并未充分说明，为何要以是否旨在保护个人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的判断标准。
　　此问题绝非庸人自扰。冯·巴尔教授在对欧洲各国侵权法考察后指出：“但是在法国尤其是在比利时，违反的是否是致力于保护个人利益的制定法，抑或受到的损害是否在其保护范围之内，都是没有关系的。”[36]由此可以看出，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这一点并非当然。邱聪智也言明：“惟其何以非以保护他人权利或利益为目的，依愚见却又颇为疑惑。”[37]
　　实际上，之所以只有旨在保护个人的规制性规范才能界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上文所引用的《德国民法典》第二起草委员会的说明已经透漏出了信息。既然侵权责任的产生起源于对个人法权领域的侵害，那么个人的法权领域就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绝对性权利属于个人当无疑问，而通过规制性规范确定个人的法权领域，则只能要求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即使其主要目的不是保护个人而只是附带地保护个人，才能确定法权领域属于个人，个人才可通过诉讼要求他人遵守此制定法，要求他人保护此法权领域，由此才可得主张侵权法的保护。举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我国《刑法》第104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此规定的目的非常明显是保护全体国民之利益。假如甲违反了此规定，在某地区组织武装叛乱，导致乙无法在此地区继续商业运行，蒙受损失，乙可否因甲违反了《刑法》第104条的规定主张甲对上述损失予以赔偿。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同，原因就在于乙并未因《刑法》第104的规定取得私法上的法权领域。毕竟，侵权法并不具有像警察一样的维护治安的任务，它的目的只在于对具体的受害人提供个人保护。[38]
　　从苏永钦教授所提出的“期待性可能性”角度考虑，规制性规范首先应当具备对世规范的特征，对于行为人而言，才可能具备防免的期待可能性。但是，如果规制性规范是以保护公众利益为目的，此时仍允许受害人提出请求，那么因行为人的违反义务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人会非常多，从而在赔偿能力上仍只有极低的期待可能性，因此必须把可能的损害赔偿请求人降低到合理的程度，故作为对世规范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这就成为一个合理的筛选机制，生发出其他更为具体化的筛选机制，使得请求权人有特定化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行为人赔偿能力的期待可能性。[39]在此意义上，冯·巴尔教授才会认为，原则上，只有当某一法律是以保护原告免受实际已经遭受的损害为目的的，违反法定义务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40]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正）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6月3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5年4月21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位嵋椤豆赜谛薷模忌挛魇∥奈锉；す芾硖趵镜木龆ā沸拚?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和经费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六章 复制 拓印 拍摄文物
第七章 私人收藏文物和文物出境管理
第八章 奖励与惩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充分发挥祖国文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文物和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以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的附属文物、古树名木等，均受国家保护。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下、水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收藏的文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均属国家所有。
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属于集体或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保护文物的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所辖区域内文物的保护管理，把文物保护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责任制。
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

第二章 文物管理机构和经费
第五条 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全省文物工作。各市（地）、县（市、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园林、宗教、房产、教育、部队以及其它单位，对允许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收藏的文物，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做好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必须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随财政年收入增长比例同步增长。
鼓励国内外社会团体和个人自愿捐资发展文物事业。
文物部门的收入和筹集的资金，只能用于文物事业，不得挪作它用。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在文物集中或有重要文物的地方要建立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组织或确定文物保护员。

第三章 文物保护单位
第八条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市、县人民政府核定公布，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备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核定公布，报国务院备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各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所属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划定必要的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根据需要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
第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保护区，不得修建与保护文物无关的其它工程。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一般保护区内，如需要进行其它建设工程，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它建设工程，须经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其它建设工程，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其它建设工程，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其设计方案征得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同意后，报同级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同意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不得污染环境，不得妨碍文物安全。
第十条 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持其传统风貌。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要配合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做好保护规划。
第十一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陵墓区的保护利用规划，由所在地的市（地）人民政府在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制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十二条 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石刻、雕塑、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等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应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原结构的原则。县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计划和设计施工方案，经
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尚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由县（市、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予以登记公布，并加以保护。
第十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迁建或者拆除，应根据其级别，经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迁建或者拆除，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决定。尚未列入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其迁建或者拆除，须经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经批准迁建或者拆除的文物建筑，应当进行测绘、记录、照像等资料收集工作。拆取的艺术品、建筑材料应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迁建的文物建筑必须按原状修复。
第十四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已经占用的必须限期迁出。经批准使用的文物保护单位，使用者应与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签订合同，并负责文物的保护和修缮。
第十五条 文物建筑内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在碑石、壁画、塑像、古建筑等文物上刻画、涂抹、留名、题字。

第十六条 旅游活动要遵守国家保护文物的规定，维护文物的安全。
经批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文物保护单位，其宗教组织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接受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指导，确保文物安全。
第十七条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文物保护传统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的推广应用。

第四章 考古发掘
第十八条 一切考古发掘项目，都必须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因建设工期紧迫或文物面临破坏危险急需发掘的，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可先行发掘，并按规定补报发掘计划。
省外考古单位和高等院校，在我省进行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的，应事先征得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向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交验批准计划和发掘执照后始得进行。
国外团体在我省进行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考古发掘项目必须由具有考古发掘团体资格的文物考古单位承担。考古勘探单位资格和考古勘探领队人员资格，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认定并颁发证书。
第十九条 考古发掘工地，必须由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者担任领队，并有两名以上专业考古人员。发掘工作应严格遵守田野考古发掘规程。发掘结束或告一段落时，限期写出发掘报告，并将出土文物移交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收藏。发掘单位需要将出土文物留作标
本，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发掘者个人保存文物。
一切考古发掘资料均为国家档案，由发掘单位妥善保管。发掘者不得私自占有考古发掘资料。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原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发表尚未公开的文物和考古资料。
第二十条 一切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和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资料证实有文物埋藏的地段进行的建设工程，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批准征地。
凡因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其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在进行基本建设或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不得自行挖掘和破坏。所有出土文物必须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

第五章 馆藏文物
第二十一条 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馆、文管所、考古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其它单位收藏的文物，必须区别等级，设置藏品档案，建立管理制度，做到防火、防盗、防潮、防霉烂、防破坏，确保文物安全。不具备保存一级文物藏品条件的单位，应将一级文物藏品交省文物行
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图书馆、高等院校和其它单位收藏的文物，应登记造册并报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国家所有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赠送。
文物藏品需要调拨、交换或者借调，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一级文物藏品，须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二、三级文物及一般文物藏品，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调拨、交换和借调。
文物藏品的修复资料要归入藏品档案。一级文物的修复须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博物馆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经常向社会提供文物资料和科研成果，为教育和科学研究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第六章 复制 拓印 拍摄文物
第二十四条 复制、拓印珍贵碑刻，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内容涉及我国疆域、外交、民族关系或未发表的天文、水文、地理等科学资料的石刻和墓志石刻，严禁拓印出售或翻刻副版拓印出售。
复制文物实行统一管理，定点生产。文物复制品生产单位，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发给文物复制许可证，并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生产。
复制一级文物，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复制二级以下的文物，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禁止使用危害文物安全的设备和手段拍摄文物；禁止将文物作为拍摄电影、电视的道具。除指定的单位外，对考古发掘现场、博物馆的陈列品全面系统拍摄或从展柜中提出拍摄，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国外提供未发表的文物照片。

第七章 私人收藏文物和文物出境管理
第二十六条 公民收藏的文物可以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登记，并申请提供咨询、鉴定、保管、修复等服务。文物工作人员应当对公民登记的文物保守秘密。
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
私人收藏的文物自愿捐献给国家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接受。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古旧书店、废旧物资回收单位收购的古钱币、古金属制品、古字画、古书等，经鉴定属于文物的，按有关规定移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
第二十七条 设置文物监管品市场，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并对其实施监督。
第二十八条 开设文物经营单位，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文物出境展览，须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按规定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或国务院批准。
个人携带或者邮寄出境的文物，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鉴定，发给许可出口凭证。海关凭文物上钤盖的特殊标志、销售单位的售货发票或者许可出口凭证查验放行。经鉴定不能出境的文物，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还或者收购，必要时可以征购。
第三十条 公安、司法、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结案后三个月内必须移交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不得擅自处理。

第八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认真执行文物政策法令，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三）将个人收藏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创造或者其它重要贡献的；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的时候抢救文物有功的；
（七）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二条 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不上交国家的；故意污损文物、名胜古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在文物保护单位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其它有碍文物安全物品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并追缴非法占有的文物。
第三十三条 非法经营或私自收购、贩运、倒卖文物尚不够刑事处罚和非法生产文物复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文物、文物复制品和非法所得，并给予罚款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三十四条 在未经批准的市场经营文物监管品，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监管品。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资料证实有文物埋藏的地段施工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协同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工，恢复原状，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二）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迁建、拆除文物保护单位的，擅自修缮改变文物原状的，除责令恢复原状外，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登记公
布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由市（地）、县（市、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审查批准，擅自进行考古勘探的，责令停止勘探，没收其勘探收入，并处以勘探收入两倍以上的罚款。考古勘探单位漏探、漏报或隐瞒不报造成地下文物破坏的，根据情节给予罚款、吊销考古勘探许可证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无考古发掘执照进行考古发掘的，从事考古发掘的人员违反考古发掘规程的，责令停止发掘，并由主管部门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征地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给予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六）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出售或私自赠送文物藏品的，责令追回文物，没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并由主管部门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七）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逾期不按规定移交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移交，并给予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八）擅自移动、拆除、损坏文物保护标志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九）使用文物保护单位和收藏国家文物不履行保护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十）违反本条例规定复制、拓印、拍摄文物的，没收复制品、拓片、摄制品及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十一）文物工作人员私自占有国家文物和考古资料的，未经批准发表未公布的文物照片和考古资料的，玩忽职守造成文物损失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破坏、盗窃、盗掘、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5年4月21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决定
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根据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授权，决定对《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1、原条例所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城乡规划部门”修改为“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
2、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所辖区域内文物的保护管理，把文物保护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责任制。”
3、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陵墓区的保护利用规划，由所在地的市（地）人民政府在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制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
4、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三款改为第二款，修改为：“尚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由县（市、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予以登记公布，并加以保护。”
5、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外团体在我省进行考古调查或考古发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6、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考古发掘工地，必须由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者担任领队，并有两名以上专业考古人员。发掘工作应严格遵守田野考古发掘规程。发掘结束或告一段落时，限期写出发掘报告，并将出土文物移交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收
藏。发掘单位需要将出土文物留作标本，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发掘者个人保存文物。”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一切考古发掘资料均为国家档案，由发掘单位妥善保管。发掘者不得私自占有考古发掘资料。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原发掘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发表尚未公开的文物和考古资料。”
7、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一切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和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提供资料证实有文物埋藏的地段进行的建设工程，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批准征地。”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修改为：“凡因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其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8、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文物藏品的修复资料要归入藏品档案。一级文物的修复，须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9、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复制一级文物，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并报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复制二级以下的文物，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10、第二十七条与第二十八条合并，改为第二十六条，并将各款依序修改为：“公民收藏的文物可以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进行登记，并申请提供咨询、鉴定、保管、修复等服务。文物工作人员应当对公民登记的文物保守秘密。
“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
“私人收藏的文物自愿捐献给国家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接受。
“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古旧书店、废旧物资回收单位收购的古钱币、古金属制品、古字画、古书等，经鉴定属于文物的，按有关规定移交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
11、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设置文物监管品市场，须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并对其实施监督。”
12、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公安、司法、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结案后三个月内必须移交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不得擅自处理。”
13、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在未经批准的市场经营文物监管品，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监管品。”
14、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修改为：“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资料证实有文物埋藏的地段施工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协同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工，恢复原状，并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主管部
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项修改为：“未经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迁建、拆除文物保护单位的，擅自修缮改变文物原状的，除责令恢复原状外，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处以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属于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登记公布的不可移动的文物，由县（市、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审查批准，擅自进行考古勘探的，责令停止勘探，没收其勘探收入，并处以勘探收入两倍以上的罚款。考古勘探单位漏探、漏报或隐瞒不报造成地下文物破坏的，根据情节给予罚款、吊销考古勘探许可证或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项改为第四项，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或无考古发掘执照进行考古发掘的，从事考古发掘的人员违反考古发掘规程的，责令停止发掘，并由其主管部门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未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建设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征地的，由同级人民政府给予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出售或私自赠送文物藏品的，责令追回文物，没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并由主管部门给予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增加一项，作为第七项：“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没收的文物，逾期不按规定移交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移交，并给予单位负责人行政处分。”
第四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擅自移动、拆除、损坏文物保护标志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使用文物保护单位和收藏国家文物而不履行保护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六项改为第十项，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复制、拓印、拍摄文物的，没收复制品、拓片、摄制品及其非法所得，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七项改为第十一项，修改为：“文物工作人员私自占有国家文物和考古资料的，未经批准发表未公布文物照片和考古资料的，因玩忽职守造成文物损失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破坏、盗窃、盗掘、走私文物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6、第三十八条修改为：“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5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