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科发计〔2013〕38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发展改革委，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导和推进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工作，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了《“十二五”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规划》。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十二五”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规划


　　　　　　　　　　　　　　　　　　　　　　　　　科学技术部　发展改革委
　　　　　　　　　　　　　　　　　　　　　　　　　　　　2013年3月1日






附件：
“十二五”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规划
　　　国家重大创新基地是指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为宗旨，以促进创新链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实现重大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与扩散为目标，设施先进、人才优秀、运转高效、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新型创新组织。
　　　开展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是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好服务于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部署。
　　　本规划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6号）制定。
一、形势与需求
　　　当前，国际竞争焦点日益从经济社会向科技前移，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根本上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步伐加快，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出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新特点，更加强调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创新资源的集成配置。协同创新、开放式创新等新型创新方式已成为当今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发展方向。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陆续发布了新的科技发展战略，都将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列入科技发展的总体布局，加大支持力度，集聚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不断提高科技竞争力。
　　　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经济结构尚不合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根本改变，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总体科技水平及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保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必须坚持把科技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此，需要部署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以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推进创新成果转化与扩散，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探索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面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陆续建成了涵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各环节、多层次的创新载体，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这些创新载体集成创新资源、攻克科技难关、转化科技成果、汇聚创新人才、探索管理制度，有力地支撑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要求相比，现有创新载体和创新驱动模式仍有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尚未形成创新链各环节相互衔接、开放合作的创新模式，难以满足以国家战略为目标的重大创新需求；创新载体之间存在系统封闭问题，缺乏协同创新机制，整体创新效能有待提升；创新资源相对分散，统筹协调不足，创新要素的流动与集聚机制有待建立。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发挥创新链上各类创新载体的整体优势，亟需在现有创新载体基础上，优化和集成创新资源，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以新的组织形式，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集中组织实施面向国家目标的协同创新。
二、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功能与定位
　　　通过对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各环节的整体规划和统筹部署，加强顶层设计，促进创新链上各类创新载体的紧密合作，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从整体上具备以下四个功能：一是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发现、提出、承担并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任务，保障国家重大需求，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二是集成优势科技创新资源，建立开放共享和协同创新机制，进行重大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保持科技创新的引领地位，推动科技创新服务于关键领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三是实现创新成果的快速转化与扩散，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四是吸引、汇聚、培养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化高水平领军人才与创新队伍。
　　　国家重大创新基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通过集成创新链各环节的创新资源，推进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骨干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的互动与合作，探索形成多种形式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推动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机制，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扩散，从而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紧密衔接，强化五大创新体系的支撑和互动，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
　　　推进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通过机制创新和政策引导，优化科技资源，促进协同创新，推进各类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合作，为相关领域和产业提供基础研究、工程化技术及产业技术研发与服务，形成可快速扩散的重大技术和产品。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将进一步促进转制院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利用与优化现有创新资源，建立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机制，为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提供长期稳定的科技支撑；推动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有效发挥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推进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以及高等学校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将探索新的科技管理体制，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宏观管理、治理结构及评价制度，统筹配置科研设施、研发任务、人才团队等创新资源，不断完善创新激励政策，构建创新链各环节紧密结合、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环境。
　　　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主要依托现有各类创新载体建设。现有创新载体是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必要基础。科技创新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不同环节的互动过程。主要依托现有创新载体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有效地促进创新链上相关创新载体的纵向和横向协同与集成，充分发挥现有创新载体的优势和能力，推动创新链各环节的紧密合作，加强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快速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和效率。同时，通过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可以引导和带动现有创新载体有序发展，提升其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与扩散能力，促进现有创新载体的开放共享和协同创新。
三、指导思想、建设原则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全面落实科技规划纲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重大需求，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在现有各类创新载体的基础上，通过集成创新链优势创新资源，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协同创新，构建满足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需求、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扩散，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建设原则
　　　国家目标，前瞻引领。从全局高度，突出反映国家战略需求，加强科技的前瞻部署和超前引领，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建设代表国家最高创新能力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
　　　存量协同，增量发展。充分发挥现有各类创新载体的优势和作用，开展协同创新，选择一批创新能力突出、基础条件好的创新载体，组建一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根据国家目标和发展需要，以增量投入引导存量发展，培育和构建一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
　　　综合集成，机制创新。推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各环节的互动与合作，加强创新要素的综合集成。通过汇聚资源、集聚人才、持续发展、开放共享的制度安排，加速创新成果的转移、扩散和应用，探索并实践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在组织方式、资源配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机制创新。
　　　分类指导，试点先行。根据不同领域和行业创新载体的实际情况，结合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各创新环节的不同特点，对现有创新载体的培育、建设和发展进行分类指导，避免重复建设。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重点领域，在“十二五”期间，通过综合评估，选取条件相对成熟、创新能力突出、预期效果显著的创新载体，在关键领域和重点行业，先行试点构建一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
　　　（三）建设目标
　　　“十二五”期间，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重大需求和现有创新载体的发展基础，选择具备优势创新条件和基础的领域，试点建设15-20个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通过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加强创新载体间的协同与集成，促进各类创新载体向全社会开放服务，大幅提升成果快速转化扩散能力；集成各类创新载体的优势资源，提高对国家重大需求的保障能力。同时，通过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有效解决现有创新载体存在的系统封闭、资源分散等问题。
　　　到2020年，在试点建设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主题开展布局，建成一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通过十年左右的持续建设，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初步形成国家层面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布局，引导现有创新载体围绕创新链合理建设、明确定位、有序发展；建立规范、完善的管理制度，探索形成灵活、高效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四、总体部署与重点领域
　　　“十二五”期间，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完善现有各类创新载体建设布局，加强分类指导，引导各类创新载体按照各自功能要求有序发展。在此基础上，通过促进现有各类创新载体的协同与集成，推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
　　　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整体建设框架下，结合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科技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创新2020等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引导现有各类创新载体进一步明确自身功能定位，有序建设、发展和完善，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从创新链各环节强化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支撑。继续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研究实验基地建设，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需求，大力提高其原始创新能力；着力加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工程技术研发基地的资源协调和综合集成，大力提高其集成创新能力、工程技术开发与中试能力和成果转化与扩散能力，解决制约产业技术创新的瓶颈问题；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等面向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的各类产业创新服务基地的发展与协调，加强能力建设，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为各类创新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公共服务；进一步加强科技平台建设，完善建设布局，强化服务能力，推动创新资源的整合、开放与共享，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支撑能力。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重点领域，以重大任务与需求带动，探索不同部门、不同创新主体的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增强能力，创新机制，集成资源。按照创新成果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不同环节扩散的特点，围绕关键领域和重点产业，在以下五个层面部署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
　　　——建设基础性、公共性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瞄准世界科学前沿，主要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横向联合为主的方式，重点集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等创新链上各类创新载体，部署建设若干基础性与公共性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加强不同创新主体间的分工协作，形成创新的规模效应。在前沿基础学科及基础条件领域建设的基础性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主要开展多学科交叉的重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创新成果在科学研究阶段迅速扩散，引领科技持续发展。在资源、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重点公共科技领域建设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主要开展公共性、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为科技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提供公共性科技支撑，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持续动力。根据现有基础，“十二五”期间，将在计量科学、海洋资源、公共安全等领域启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试点建设工作。
　　　——建设面向重点工程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面向国家战略目标，围绕国家重点工程和国家安全需求，推动军民融合，在交通、水利、电力、空天、深海等领域，结合国家重点工程的组织实施，充分发挥现有实施主体的作用，加强产学研联合，集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上的各类创新载体，部署建设若干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面向重点工程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主要开展重大战略产品与工程开发，推动创新成果在技术开发与工程化阶段迅速扩散，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工程化示范应用，以保障国家重点工程顺利实施，填补国家战略空白，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根据现有基础，“十二五”期间，将在高速列车、智能电网与特高压、深海工程等领域启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工作。
　　　——建设面向农业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围绕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充分发挥农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骨干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作用，以纵向联合为主的方式，集成创新链各环节的创新载体，部署建设若干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面向农业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重点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加快农业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根据现有基础，“十二五”期间，将在农业装备、农业生物育种等领域启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工作。
　　　——建设面向新兴产业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源头创新作用，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以纵向联合为主的方式，联合科研院所、高校等各类主体，贯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各环节，集成各类创新载体，部署建设若干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面向新兴产业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主要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以加快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转移进程，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促进创新成果的快速扩散，支撑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根据现有基础，“十二五”期间，将在新能源汽车、有色金属新材料、智能制造、光电技术、移动通信、生物医药等领域启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工作。
　　　——建设面向传统产业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围绕冶金、机械、石化、纺织等传统产业，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技术创新与技术改造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主要依托骨干企业、科研院所，联合高等院校，以纵向联合为主的方式，贯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各环节，集成各类创新载体，部署建设若干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面向传统产业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主要开展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提升创新水平，系统解决行业发展技术瓶颈，提高工程技术开发、中试及产业化前期验证能力，推动创新成果的成熟化与快速扩散，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根据现有基础，“十二五”期间，将在钢铁冶金、机械制造等领域启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工作。
五、建设方式
　　　充分发挥现有各类创新载体的作用，集成创新载体的优势资源是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主要方式。在建设中，要根据不同领域的创新特点、发展需求和建设基础，合理选择横向集成、纵向集成或二者结合的集成方式。其中，横向集成指集成创新链同一环节上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建设的各类创新载体，形成科技创新的规模效应，使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具备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任务，保障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纵向集成指集成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工程化、产业化等创新链不同环节上的各类创新载体，使研究实验基地、工程技术研发基地、产业创新服务基地按各自在创新链上的功能定位有序衔接，以推动创新链各环节的互动与合作，加快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转移进程，促进创新成果的快速扩散。
　　　在集成各类创新载体建设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过程中，根据不同领域内创新载体结合的紧密程度和创新资源的集聚特点，可采取如下三种建设模式。
　　　一是一家为主、多家参与。在计量科学、农业机械等创新资源较为集聚的领域，以领域内最具创新能力、创新资源集聚、创新要素完备、创新载体齐全的创新主体为核心，通过产权入股、项目合作等方式，吸纳领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相关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组建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立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人财物独立的管理机制，加强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条件建设，积极引进高端研究人才，鼓励成立法人实体。
　　　二是多家共建。在海洋资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由领域内多家创新能力强、优势明显、互补性高的创新主体，共同组建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立以理事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制定并完善开展协同创新的各项管理制度，共建、共享科研基础设施与科研条件，联合引进和培养研究人才，形成人财物相对独立、开放发展的研究开发实体。
　　　三是联盟组建。在移动通信等创新资源较为分散的领域，由领域内创新资源丰富的骨干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牵头组织，联合相关创新主体，以联盟形式组建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立资源共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联盟协议，制定组织管理章程，形成以联盟决策机构和常设执行机构为中心，以各家实体运行的分基地为网络节点，地理上相对分散，体系上高度统一的合作创新组织。
六、政策与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与统筹协调
　　　科学技术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相关部门，加强规划实施中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制度，科学规划、统筹布局、协调推进、规范发展。加强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的组织领导，合力推动创新资源的集成整合与高效利用，保障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二）创新运行与管理机制
　　　建立与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定位与目标相适应的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在多主体的新型组织中建立常设管理与运行机构，探索建立董事会、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决策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开放、流动的用人制度，探索多种形式的分配激励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加强对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全过程管理，形成决策、监督、评价考核和动态调整机制，制定立项、认定、评价与考核的标准与指标体系，不断提高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运行效率。积极探索和制定有利于国家重大创新基地运行和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形成科学合理的投入机制
　　　要坚持顶层设计、统筹安排、创新机制的原则。充分利用现有科技资源，优化投入结构，提高投入效益。探索中央支持与地方支持相结合、财政资金投入与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相结合的多种投入支持方式，逐步形成中央与地方、企业联合共建的投入机制。
　　　（四）统筹基地人才项目发展
　　　统筹推进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建设工作、创新人才发展工作和各类国家科技计划、产业创新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支持国家重大创新基地通过集成优势创新资源，形成持续创新能力，承担并完成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与工程任务，促进基地、人才、项目有机结合。在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国家科技计划和产业创新项目安排等方面要优先向国家重大创新基地聚集。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国家重大创新基地是汇聚和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既要汇聚高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科研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产业化人才，又要汇聚从事技术推广和科研管理的专业人才。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建设过程中，要主动加强与现有各类人才发展规划、计划和工程的衔接，以用为本，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激励的政策措施，鼓励各类创新载体的创新人才双向交流，吸引世界各国优秀创新人才，为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全面的人才支撑。
　　　（六）深化国际科技合作
　　　支持国家重大创新基地与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大学、学术组织及国际主要研究基金组织建立良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搭建联合研发平台，推进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的国际化发展。鼓励和推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把握重大国际科技合作机会，充分发挥国际科技合作在提升我国科学研究能力，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和团队等方面的作用。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过程中，进一步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与管理经验。



宋连斌 武汉大学 教授
赵正华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关键词: 裁判文书/裁判方法/涉外民商事案件
内容提要: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均存在许多不足，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等现象普遍存在。文书内容的写作上，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先决问题、对法律关系的识别、选法理由等涉外民商事案件需重点说明的问题往往在文书中缺失。造成此种问题的根源可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等层面去考察。明确赋予法官释法的权力、提升法官的国际私法素养、基层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审理涉外案件可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参考。


　 涉外案件可以更直接地让外国人感受到内国的法律环境，让国际社会感受到内国的法治状况。[1]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涉外案件裁判过程及结果的载体，是涉外审判活动的综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司法水平与判案能力，是国际社会了解内国司法的一个重要窗口。有关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状的统计资料和学术分析文章很少，且仅关注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对未获得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权的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则鲜有统计资料和学术文章予以关注。[2]对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的学者认为是裁判者主观上认识不到位和受制于文书的格式，制度上缺乏激励机制以及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然。但遗憾的是，已有著述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3]涉外民商事案件—包括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裁判文书在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本文在综合前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经验，试图从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对现存问题做一番分析和梳理，指出造成这一现状的制度和人的因素，而后提出改进意见。

　 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的现存问题

　 就裁判文书形式上存在的问题而言，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格式不统一、语言不规范现象，比如有的裁判文书标题没有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外方当事人的中文姓名或名称没有经过公证认证，也没有用其自然人身份证明或企业登记用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4]顺便提及的是，在涉诉外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方面，有的一审涉外案件裁判文书在告知当事人上诉期限时，将外方当事人上诉期限（30天）与内国当事人上诉期限（15天）混同。在对外方当事人采用公告方式送达诉讼法律文书且该外方当事人没有出庭应诉的案件中，判决书并没有交待清楚在采取公告方式送达之前，对该外方当事人已经穷尽其他的法定送达方式。[5]

　 在涉外民商事裁判方法的运用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越过管辖权，不对法律关系进行识别

　 部分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尤其是基层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没有论证我国法院取得案件管辖权的依据，认为只要案件在法院立案，该法院自然就取得案件的管辖权，在案件审理阶段不再审查我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同时，把管辖权与准据法混为一谈，在说明法院取得管辖权的同时就径直适用法院地法即我国的实体法律裁判案件。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没有将案件识别为涉外案件或把一个案件定性为涉外案件的理由过于简单的现象，造成找法的理由很突兀。

　 （二）忽视先决问题

　 许多裁判文书没有对案件的先决问题作出合理分析。比如涉外离婚纠纷案件中婚姻本身的有效性，涉外合同纠纷的合同是否有效。而对这些问题的审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婚姻无效或合同无效，那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应该依法予以驳回。如果跳过案件的先决问题，先入为主地认为婚姻有效或合同有效，据此得出的审判结论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同时，很多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没有注意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和案件本身的准据法有可能不同，比如涉外离婚案件，如果婚姻本身不是在我国登记（缔结）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该离婚案件的先决问题即婚姻本身是否有效是要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审查的，但裁判文书中没有反映出适用该婚姻缔结地法审查婚姻是否有效的内容。

　 （三）缺乏选法理由

　 大部分裁判文书没有援引冲突规范说明选法的理由，直接适用法院地法。[6]这种做法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结果正确，但在法律推理方面却存在严重不足。即使有的涉外案件裁判文书说明选法的理由，但选法的过程往往很机械，理由也过于简单，不周延。此外，确定合同争议案件准据法时，如果当事人事前没有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反映出是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查过当事人在诉讼中是有无选法合意，就直接运用我国的冲突规范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在确定涉外侵权案件的准据法时，侵权行为地的法律无一例外地成为行为合法性和其他争议焦点（比如是否应该赔偿）的准据法。

　 我国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在识别、先决问题及选法的理由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直接影响裁判文书对公正性与合理性的宣示，同时影响判决的权威性。

　 二、涉外民商事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正确地界定问题才有助于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涉外裁判文书现存问题的根源，有必要从客观的制度因素和主观的人为因素两个层面对该现状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官业务素养、生活经验的欠缺

　 尽管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官整体业务素养要高于审理纯国内案件的法官的业务素养，但由于裁判者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国内法环境里，文化背景及法律意识都打上了特有的烙印。即使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由于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涉外案件裁判方法方面的培训，实践中也难以熟练掌握并运用国际私法。[7]而冲突规范因缺乏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给法官找法造成很大的困难：若找法的结果是适用外国法，法官很难从整体上把握该外国私法体系，也很难像适用本国法一样准确地适用外国法，导致司法实践中“回家去”的趋势愈发明显。同时，由于涉外案件的数量相比纯国内案件较少，很难引起裁判者的足够重视，加之法官自我学习的动力不足，这也是导致审理涉外案件的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的素养方面难以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再者，大部分法官自身与有涉外因素的事情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生活中也就没有这样的经验。以重庆法官为例，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中很少遇到外国人并和他们打交道，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作出的裁判就会显得很生硬。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观念在裁判者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也很难接受法域平权之类的国际私法观念。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尽管我国已有的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上先进的国际私法并无多大区别，由于这些规则往往不是内生，而是从其他国家移植或借鉴过来，即使制定法放在那里，适用起来也极有可能走样。

　 （二）司法服务需求及评价标准的提升

　 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提高对裁判文书的写作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得法院的受案量剧增。由于传统纠纷解决机构（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族长及单位等）纠纷解决功能的式微，大量本不该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涌进法院，司法服务需求在数量方面的提升造成法官人手不足。而日益增加的司法服务需求使得法官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如何把判决书写好，把大量凭自己的直觉得出裁判结论的裁判心理过程通过文字的形式完整地表达出来。[8]司法服务需求质量的提升，社会分化带来的道德多元、社会异质化也使法官裁判案件时面临更多的争议。为在诠释社会观念的同时不致引发社会争议，法官有时不得不对判决依据进行技术性处理，只将一部分“上得了台面”的裁判依据展示出来。[9]此外，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在评价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水平时，还是习惯于把欧美国家的裁判文书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的那些优秀判决书作为标杆，而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视。

　 （三）法官释法的制度瓶颈

　 在我国，造法的工作严格归属于立法机关，法官的任务仅仅是负责适用法律。尽管适用法律总会有解释，有推理，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创造，但是其推理形式相对简单，且更多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国的司法体制倾向于把法官打造成自动售货机，法官只是一个纠纷解决者，而不是规则确定者，而且并不总是用规则解决纠纷。同时，法官—尤其是一审案件的法官—是在用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而不是用裁判的方式确定规则，因而导致其没有动力花费很大的精力在判决书的写作上。一个经验的判断就是，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有可能上诉的判决，判决书往往写得比较仔细，论理也充分得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裁判文书的受众—包括二审案件的承办法官—有这个需要。一审案件的承办法官需要论证周延，以防被二审法院改判。现有的司法体制也促使法官不注重运用裁判方法释法，因为这会增加裁判风险。[10]如果不对案件说理同样能作出裁判且不会受到追究，法官何必去冒险。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在排除合同争议案件中当事人协商选法的情形后，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时用法的顺序是国际条约、内国法或外国法、国际惯例。经冲突规范指引适用内国法后，遇到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情。若案件系涉外商事纠纷，通过适用商事惯例是能够解决的。但遇到涉外婚姻家庭类案件、涉外侵权类案件，则很少有国际惯例可供适用。这种情况下，裁判者遇到的问题和审理纯国内案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11]实践中的具体做法就是依据法院系统内部就此类问题形成的指导性意见（司法解释除外）作出裁判，而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没有上升为法律，甚至永远也不会上升为法律，因为这样的问题或者很琐细，或者本身就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过渡性问题。[12]比如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时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现有的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只是规定纯国内案件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状况等予以确定。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按照那里的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赔偿标准不但低于美国的赔偿标准，甚至低于国内其他一般地区的标准。对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确定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时，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致看法是不论交通事故发生于何处，均参照深圳市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予以确定，但这种意见并不是制定法（包括司法解释），无疑会增加裁判者释法的难度。

　 此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法官释法密切相关。这种模式一方面导致大量并不复杂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案件并没有多少论证价值；另一方面，法官依据职权主动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就会小些，适用法律方面的争议往往也会很小，裁判中说理的成分自然就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