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财综[2002]13号

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35号）的有关规定，财政部制定了《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OO二年三月一日

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彩票管理，规范彩票机构行为，促进彩票业健康发展，保护彩票购买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35号）的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彩票是国家为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而特许专门机构垄断发行，供人们自愿选择和购买，并按照事前公布的规则取得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
第三条　彩票机构指国家特许负责彩票发行和销售的专门机构。
彩票发行分别由隶属于民政部的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和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彩票发行机构）承担，按省级行政区域组织实施。
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彩票销售工作，由受彩票发行机构业务指导，隶属于省和省以下各级民政、体育部门的专门机构（以下简称彩票销售机构）承担，也可由彩票发行机构直接承担。
第四条 发行彩票由国务院批准。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方、部门、组织、个人均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
第五条　发行销售彩票应当遵循诚信和自愿购买原则，严禁以欺诈方式发行销售彩票，严禁采取任何摊派或变相摊派等强迫性手段发行销售彩票。
第六条　彩票不记名，不挂失，不流通，不返还本金，不计付利息。

第二章 发行与销售管理

第七条　跨省级行政区域发行和销售彩票，必须由彩票发行机构报财政部批准。
第八条 本规定第三条所指的彩票机构之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参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彩票发行销售活动。
彩票机构可以对外委托电脑系统开发、彩票印制和运输、彩票零售、广告宣传策划等业务。彩票发行机构应当制定本系统对外业务委托管理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九条　国家对年度彩票发行规模实行额度管理。每年11月15日前，彩票发行机构应向财政部提交下年度彩票发行额度申请，经财政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后，由财政部下达给彩票发行机构执行。
彩票发行机构可将财政部下达的额度分配给省级彩票销售机构，并将分配方案抄送财政部和有关地方省级财政部门。省级彩票销售机构对下分配额度，比照彩票发行机构的办法执行。
年度执行中，如需增加发行额度，彩票发行机构应提前45个工作日向财政部提出增加发行额度的申请，经财政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执行。
第十条　各类彩票的游戏规则及发行销售方式，由彩票发行机构报财政部审核批准。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彩票不得上市发行销售。
彩票游戏规则包括彩票名称、具体游戏方法、单注彩票价格、设奖和兑奖方式，以及发行销售细则等。
发行销售方式，指发行销售彩票所采用的形式和手段，包括采用电脑网络系统（离线和在线系统）、电话系统（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网络系统）、大规模集中销售（大奖组）、邮售、网点销售等。禁止利用因特网发行销售彩票。
第十一条 彩票机构拟修改彩票游戏规则或发行销售方式，应先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由彩票发行机构向财政部提出申请。未经财政部同意，彩票机构不得擅自修改经财政部批准的彩票游戏规则和发行销售方式。
彩票机构拟停止发行销售已经财政部批准上市的彩票，应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并由彩票发行机构报财政部批准。
第十二条 彩票以人民币计价，按面值发行销售，禁止溢价或折价发行销售彩票。
第十三条 彩票机构只能接受现金或银行贷记卡投注。
第十四条 彩票奖金实行单注奖金额上限封顶，单注奖金额最高不得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各种彩票单注奖金封顶限额，按财政部批准的具体游戏规则执行。
第十五条 彩票机构不得设置奖池保底奖金。但初始发行某种彩票时，可用发行经费结余一次性设置不超过200万元的保底奖金，具体数额在游戏规则中报财政部审批。
第十六条 调节基金按不同彩票品种分别设置和使用，不得相互挤占和挪用。调节基金累计超过200万元时，超出部分可转入奖池或设立特别奖；调节基金累计超过3000万元时应及时向社会公告，并将超出部分从调节基金转入奖池或设置特别奖。
彩票机构动用调节基金，需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彩票机构对中奖者个人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未经中奖者本人同意，不得对外公开。
第十八条 禁止向未满18周岁者出售彩票和支付中奖奖金。
第十九条 彩票机构应将彩票奖金以现金或现金支票方式，一次性全部支付给中奖者。
第二十条 通过电脑系统发行销售的有纸彩票，以当期投注截止时限前系统中心数据库收到完整数据，并由该系统终端在彩票发行机构统一印制的彩票纸上打印出清晰可辨的相应数据为有效彩票。
第二十一条 以非电脑系统方式发行销售的有纸彩票，以彩票发行机构统一印制的完整彩票为有效彩票。如果出现票面模糊不清，兑奖区覆盖层撕（刮）不开，兑奖符号空白、残缺、错误、号码无法正确识别，保安区裸露等问题，均为无效彩票。
第二十二条 由于电脑系统或印制、存储等原因造成的无效彩票，应取消已输入的数据，收回无效彩票，并按购买者的意愿，或退还其所付款项，或更换同等金额彩票。
第二十三条 在彩票销售、运输或保管过程中出现的废票和尾票，应由省级彩票销售机构统一集中，经省级财政部门审核和公证机关公证后，报彩票发行机构批准销毁，省级财政部门监销。

第三章 安全管理

第二十四条 有纸彩票必须由彩票发行机构统一印制。彩票的版式、票面图案、规格、制作形式、包装参数等技术工艺指标，由彩票发行机构统一制定。
有纸彩票储存应实行出入库登记制度，出入库记录应保存5年，调运有纸彩票应由专车运输，专人押运。
第二十五条 彩票发行机构应按照统一软件，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原则，建立本系统电脑彩票发行销售系统。
第二十六条 彩票安全保密技术必须由彩票发行机构统一制定，摇奖设备由彩票发行机构统一购置。
第二十七条 摇奖设备必须处于彩票机构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之下，存放地点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并有专门人员负责管理。
每次摇奖前，必须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对摇奖设备进行检查和启动测试。
第二十八条　采用电脑系统发行销售的彩票，必须在公证人员的直接监督下，将销售截止时限前进入该系统中心数据库的有效数据，刻录在两个不可更改的数据光盘中，分别由公证机构和彩票机构保存，摇奖时从刻录的光盘中检索中奖信息。
第二十九条 彩票机构必须制定彩票安全管理制度，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财政部门要不定期地对彩票机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四章　　彩票监督

第三十条　彩票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以下信息：
　　（一）在正式发行销售彩票前，公布相应的游戏规则；
（二）每期（次）发行销售活动结束后，公布当期（次）发行销售总额，各奖级中奖情况，奖池资金，拟从调节基金转入奖池的资金数额。不得公布下期（次）预计销售额和奖金额；
（三）销售即开型彩票前，应公布当期彩票的编号范围、奖组规模、奖组数、设奖规则和兑奖程序，销售结束后应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及时公布销售总额和中奖、兑奖、弃奖情况；
（四）财政部门要求公布的其他信息。
第三十一条　彩票机构应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以下情况：
　　（一）每周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一周彩票发行销售及中奖情况；
（二）每月按月报制度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月度彩票发行销售及资金上缴情况；
（三）每年1月20日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上年度彩票发行销售情况总结报告，内容应包括全年彩票发行销售数量，中奖、兑奖、弃奖情况，资金上缴情况，安全管理情况，发行销售管理的主要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本年度工作安排等；
（四）彩票发行销售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工作失误和违法违规行为；
（五）财政部门要求报告的其他情况；
（六）彩票机构认为应向财政部门报告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二条　彩票机构对外公开发布信息和进行市场宣传时，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不得含有误导性内容，不得鼓动投机，不得含有对同业者的排他性、诋毁性内容，也不得在对外公开的比较性信息和宣传中涉及其他同业者。
第三十三条　彩票机构应自觉接受国家财政和审计机关的监督。财政和审计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对彩票机构进行检查，彩票机构应积极配合，不得拒绝。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财政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惩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六条　此前实施的有关彩票管理办法和规定，与本规定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论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李占荣


摘要：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它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主体、历史和现实看，民族经济利益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关键词：民族 经济利益 客观性 利益层次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 。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 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 。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毛泽东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① 参见《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② 《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 《法的应然与实然》，李道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 《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① 《经济人类学》，陈庆德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 《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①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③ 转引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王戈柳主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④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