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人格否认法律问题研究（上）

　　　　　　　　　　　　　　　　　　◇王冠华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揭开公司面纱、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该制度是在承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对公司的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加以否定，以制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及有限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及由其产生的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制度的灵魂。这一灵魂自1993年12月29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司法》确立以来，对于加快公司这一特殊市场组织体的发展，加速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确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片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质，未能将公司的社会责任与营利目的并重同举，《公司法》从生效时始就隐藏着深深的“道德生存危机”[1]。《公司法》颁布之后，在经济活动中，股东利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地位以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地位，非法侵害债权人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不断发生，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随着理论界的深层探讨和司法实践中的不断突破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的《公司法》（以下称“新《公司法》”）中在我国终告奠定。这一司法制度的建立，具有现实意义上的迫切性，在完善公司制度、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新《公司法》仍存在立法价值取向定位不准的问题，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中的有利地位，滥用法人人格独立地位以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案件仍在并将继续大量发生。由于股东滥用行为表现复杂、形式多样，有时还相当隐蔽，很难以立法的形式制定具体而明确的、涵盖式的对滥用行为的判断标准，以固定公司人格否定制度的适用要件和场合。也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新《公司法》以概括式的方式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做出了一般性的、弹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为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对滥用行为的判断，主要是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根据个案情况做出判决，灵活运用。但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由于各地法院之间和法院内部对该制度的标准分歧很大、法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也存在个体差异等客观原因，再辅以法律之外其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又常常出现“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任意扩大化”或者“应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而不适用”的情形，十分不利于维护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稳定性，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为避免司法实践的矛盾和混乱，本文结合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适用要件，探索该法律技术在我国的适用情形、范围和对策，以期进一步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司人格否定的法律制度。

1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起源、法理基础与适用要件

公司人格指的是公司作为法人所具有的、类似于自然人的独立法律主体资格。公司人格独立的基本内容应包括：①公司享有意思自治权；②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与股东财产彼此对立；③公司对外独立承担财产责任；④公司享有法人经营自主权等。“公司独立的人格与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是公司人格制度最基本的特征[2]”，也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前提。公司法人制度的创立，就使得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并赋予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在观念和制度上将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绝对化，使得公司法人制度在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各种各样滥用公司人格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3]。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就是为克服公司法人制度自身的缺陷，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而产生，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一种完善和发展。

1.1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起源

作为对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而损害公共利益或债权人的利益而产生的一种利益平衡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905年，美国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一案判决时，法官桑伯恩在判决书中写道：“以目前的权利状态下，如果可以建立一个一般规则的话，那么这个规则就是：一般而言，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的人格，除非理由出现。然而公司为法人的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犯罪抗辩的工具，那么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这个判例通常被认为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确立的标志。此后，美国又在1939年审理“泰勒诉标准石油电气公司”一案中创立了“深石规则”，即：在母公司滥用子公司独立人格情形中，除非子公司资本严重不足或母公司对子公司有欺诈等不正当行为而必须否定母公司的债权外，母公司之债权获得清偿的顺序应次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以及优先股东获得清偿。由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能够为公共利益或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提供保障，在美英法系国家的判例中常常为法官所运用，继而为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所吸收和采纳，在法律上进行了规定和承认。
显然，对于公司法人人格予以否认，其法理根据就在于公司独立人格被股东不正当使用，以公司人格掩盖了股东个人不正当的目的和非法的行为，并进而造成了对债权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害。此时，法律就应赋予债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公司股东的直索权，而不囿制于公司的独立人格。如果在这种情形下，股东仍按公司法的规定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将会从根本上背离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价值，违背现代企业制度设立法人人格的初衷。
但是，在对公司独立人格进行否定后，如何能较为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司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一直是公司法理论关注和探索的重点。“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案判例”和“深石规则”显然也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股东责任的承担方式。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1.1.1 “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案判例”体现出的股东无限责任

根据法官桑伯恩的判决书，有“……公司为法人的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使非法行为合法化、保护欺诈或犯罪抗辩的工具，那么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后，（1）从公司的角度，公司“无权利能力”，丧失了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对公共利益或债权人的利益承担责任无能；（2）从股东的角度，此时公司的法律地位是“数人组合体”，股东为各自独立的自然人或法人，依照法的一般原理，只能独立地承担各自的责任。换言之，公司人格否认的结果就是：完全抛开公司责任，单纯追究其背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及有限责任的股东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是直接的、无限的。

1.1.2 “深石规则”体现的补充连带责任

从“深石规则”看，我们可以认定，“深石规则”既没有否定母公司或子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也没有否定母公司可以同时具有子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只是将母公司的债权分配顺序置于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之后，以达到保护子公司其他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深石规则”中，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及有限责任的股东承担的是作为债权清偿第二顺序的填补义务，该责任实质上还是有限责任、补充连带责任。

1.2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

1.2.1 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的观点

所谓法理，简言之，是指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目前我国学术界不尽一致，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2.1.1 欺诈说

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在公司人格否认案件中，一般泛指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违公序良俗的行为，如果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或股东有限责任欺诈债权人或者损害公共利益，可导致公司独立人格否认，使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1.2.1.2 滥用公司人格说

滥用人格说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观滥用说，即指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滥用的故意时，就构成滥用。另一种是客观滥用说，即指对隐藏于公司背后的股东直索，不以主观故意为要件，而以行为客观上构成滥用为前提。

1.2.1.3 工具说

指的是当公司本身已经沦落成为股东的工具时，公司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其独立存在这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上述法理中，欺诈说、主观滥用说以及工具说，均主张公司人格否认须具故意的主观恶意。这些主张显然会加大公司人格否认主张者的举证负担。笔者同意赵旭东教授的观点，“客观滥用论在各国立法中基本处于主导地位”[4]，“基于实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目标，似应依客观滥用论的主张加以理解”。

1.2.2 法理基础

不过，上述观点虽不尽一致，但也反映出这么一个共同论断，那就是：否认公司人格是有前提或限制条件（或称适用条件）的，并不意味着股东对公司实施不正当的行为造成债权人利益或公共利益损害，就必然导致公司人格否认而使债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取得了对股东侵权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也就是说，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有适用要件、适用情形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首先须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进行一个基本的分析。
所谓基础，指的是事业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就是指这一司法制度建立隐含的内在要求。这些内在要求主要有：
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政府


朝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政府令第2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全市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强化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监管为手段，大力推动蔬菜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我市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二、工作目标

通过加强蔬菜生产质量安全的属地化管理，深入开展蔬菜质量安全检测，切实加大农药市场的监管力度；通过强化质量安全技术培训，指导广大农民合理用药，确保实现蔬菜的安全生产、放心消费。

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责任

各级政府负责统一领导、协调好本辖区内的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建立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属地化管理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蔬菜生产质量安全水平。各县（市）区农业部门要明确一名副职领导，专门负责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各乡镇（场、街）政府要安排一名副职领导，负责本辖区内蔬菜生产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督促行政村落实各项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措施，确保上市蔬菜不发生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对因蔬菜生产质量安全监管人员措施不力、玩忽职守而发生上市蔬菜农药残留超标事件，并产生较大不良影响或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将严格实施问责。

（二）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督管理

严格执行农药经营人员岗前培训制度，由县级农业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农药经营者岗前培训工作。加强全市农药市场全面检查和清理整顿工作，重点查处生产、经销、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甲胺磷等五种高毒农药和“毒鼠强”等剧毒鼠药违法案件。严厉打击经营假冒伪劣及过期农药、流动兜售不合格农药、无证经营农药等违法行为。对限制使用并允许经销的高毒农药，各经销单位必须建立“进药备案制、售出登记制”，详细记录进货来源、销售使用流向等信息，以备执法机构查询；销售的农药标签必须符合国家农业部出台的“农药管理六项新规定”。对违法违规经销行为，有关部门要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各县（市）区要结合蔬菜种植的实际情况，在本辖区内禁止或限制销售、使用甲拌磷（3911）、水胺硫磷、 克百威（呋喃丹）、氧化乐果、甲基异柳磷、五氯酚钠、杀虫脒、三氯杀螨醇、特丁硫磷、甲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涕灭威（铁灭克）、灭线磷、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等19种高毒、高残留农药，同时完善禁、限工作的相关措施。

（三）大力开展培训以及合理用药技术指导

加大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技术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力度，广泛普及生物、物理防治病虫害技术。各级农业部门要结合“阳光工程”、设施农业科技培训工程，组织好专门的技术培训。要充分发挥县、乡两级技术骨干人员的作用，搞好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广大菜农的培训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制定培训计划。针对农药使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突出问题，采取集中办班、田间指导、现场演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做到培训一期、合格一批；要高度重视农药使用规范的宣传与培训，将禁用、限用农药名单和非限用农药使用规定，特别是非限用农药使用浓度、使用次数、安全采收间隔期等知识，以“明白纸”、“宣传单”等形式发放到广大菜农手中，确保农药的合理使用、蔬菜的安全上市。

（四）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

建立市、县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受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负责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宣传、贯彻执行、咨询服务以及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开发和管理。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市级检测中心负责对全市范围内的蔬菜实施抽检；县级检测中心（站）要在定编、定岗的基础上，搞好本辖区内生产蔬菜的抽检工作；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作为县级农业部门的派出机构，加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牌子，实行每乡一站并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负责对本辖区内企业和农户生产蔬菜的全面检测，并确保生产基地检测全覆盖。

（五）着力提高蔬菜生产和销售的组织化程度

在全市蔬菜主产区，通过多主体创办、多形式发展，大力推进农民蔬菜专业合作社建设，切实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安全意识。农民专业合作社要积极吸纳农药经销商、蔬菜经纪人、农技推广人员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干部作为成员，通过制定规范的合作社章程，明确各专业成员在蔬菜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的安全责任，实行统一质量安全标准，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采购以及统一品牌，做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自我管理。要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项目向蔬菜生产方面倾斜，大力支持其在技能培训、信息、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标准以及认证等方面的服务，引导蔬菜专业合作社安全化、标准化生产。乡、村要加强蔬菜经纪人队伍的培训与管理，切实提高经纪人队伍的蔬菜质量安全意识，建立健全蔬菜流向登记制度。要加快蔬菜生产集中地区的批发市场建设，通过采取市场带动基地的方式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断完善批发市场检测手段，确保上市蔬菜质量安全。

（六）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

各级政府要将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切实加大对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市、县、乡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农药监管、试验示范、产品认证以及宣传培训等方面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保证蔬菜生产质量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

（七）加强相关部门的工作配合

卫生、公安、农业、工商、质监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与配合，严厉打击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有关违法违规案件，确保蔬菜生产质量安全。

（八）大力开展舆论宣传

要充分发挥舆论、新闻的导向作用，广泛深入地开展好安全生产蔬菜的宣传工作，加强放心消费蔬菜的正面报道，让广大蔬菜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更好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为切实实现蔬菜安全生产、放心消费创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