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目标和界限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打破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整个国家生气勃勃，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有了明显提高。改革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逐渐深入，改革这个词成了各级领导干部常常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汇，并且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在实践中创造发挥，大胆破旧立新，在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负面作用。一些干部把自己不合常规的做法都称为改革，利用改革之名任意打破原有的规章制度，借改革之名冲破规章制度对自己的约束，任意制定新的制度，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一把手为所欲为的天下，也使一些干部在大浪淘沙的改革中逐渐蜕化，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改革要健康发展，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新的制度，破除旧制度只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绝不能本末倒置，把改革作为打破一切约束的借口。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只有有序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改革必须有不容随意打破的界限，在以稳定、严谨为基本特点的司法领域尤其如此。
司法制度以程序严谨为基本特点，任何不符合程序规定的司法行为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行为。如果在司法工作中随意破旧立新，不受既定程序的约束，就会使法律失去威严，国家失去控制，人民无所适从，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当然这并不是说司法制度就不能改革，而是要求在司法领域中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慎之又慎。改革的目标是要使司法制度更加严谨科学，程序更加稳定，使司法制度能够更加有效的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稳定性必须要求对有资格进行司法改革和制定新制度的权力主体严格限制，不能有太大范围。
但中国的现状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人大、司法部门都可以制定本地区在司法领域中的规章制度，自己决定立案范围、办案程序，制定法外之法。这一现状使国家制定的统一的法律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面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违背了党和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为个别地方实行人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在现代西方的单一制国家，国家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中央制定的法律在全国有同样的效力。地方没有权力制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部门独立于地方之外，各地方部门都没有权力干预本地区的司法工作。但是中国的制度却有独特的特点，司法机关隶属于各地方权力部门，向本地区的权力部门负责，受地方权力部门领导。这使得各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这一点上似乎与西方的联邦制更为相似。但和联邦制不同的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所以整个国家在地方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体，各地方这种集中权力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这样的体制下仍然维系着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它和西方单一制的区别是，中央权力通过一条线控制各地方权力，地方的不同等级之间都是这种单线式的控制，地方权力机关拥有控制本地区一切方面的权力，而地方的司法机关首先对本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不直接向上一级司法机关负责。而西方的单一制则是中央通过司法、行政多条线控制地方，地方没有一种集中的、能够掌握本地区所有方面的权力。两者相比较，后者能够更有效的维护整个国家的有序和稳定，而前者实际上是封建权力体系的延续。封建时代的中国，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在本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级的官员对上一级负责，在本地区统一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是中国司法改革所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
无论是否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都是必须的。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之下，司法和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也是必须有分工界限的。司法和行政部门向人大负责，向人大报告工作，并不表示人大可以代替司法和行政部门行使司法和行政权力，否则也没有必要设立司法和行政部门了。实际上，由于人大是一个由众多代表组成的集体机构，它所拥有的最高权力是一种集体权力，所有权力要由代表投票表决后才能行使，也就决定了人大无法行使行政和司法的具体工作，只能对行政和司法的整体工作进行指导和评价。换句话说，中国的所有权力属于人民，并不表示所有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就不需要设立国家机关了。
地方人大对本地区司法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在现实中有不少负面作用，它对国家的司法统一产生了明显的破坏作用。例如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河南省人大对洛阳市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事件，因为某法官适用了国家法律而没有适用该省人大制定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就此触怒了人大的个别领导，居然以人大的名义未经人大表决通过就命令河南省法院处分该法官，最后该法官被取消了审判资格，也就是被取消了审判权，今后没有资格再办案了。在这种现状之下，我们如何要求法官忠实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权力对法官的控制是现实的，法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生存权，为法律献身，把自己微弱的躯体粉碎在强大的权力之下。
实践证明权力的分工和制约是有科学道理的。司法公正必须要求保障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特别是司法者自身地位的独立性，在人身保障和物质保障上都要有充分有效的制度支持。不能保障自身安全的法官是绝对没有能力去保障别人的正当利益的。西方国家的法官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中国的法官在这个方面差得很多，中国司法的权威性也就差了很多。司法容易受到干扰、判决执行难都是因此所致。法院和法官只应服从于已制定的法律，权力机关的领导权在于制定约束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法律，而不能是在各个方面直接控制司法者。没有限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就被消灭了，这种权力是野蛮社会的标志。
司法制度是不能轻易变动的，对司法的改革同样要有严谨的程序，对司法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动都应该受到严格约束。司法改革的权力必须限制在最高立法和司法机关，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司法改革指的是司法机关内部进行的改革，要保障改革的稳定性，改革措施的制定者必须限制在最高司法机关。不能由地方司法机关拥有对法律进行改革的权力，即使所进行的改革措施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最高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改革措施也只能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而不能越出法律之外。
不少地方制定有自己在司法上的特殊规定，比如某些案件司法机关暂时不受理，某些影响重大的案件要由地方党委研究决定后法院才能判决。还有地方规定，对某一级别以上的干部的违法犯罪，要由地方党委集体或者常委的同意才能立案调查。地方制定这些规定对外的理由往往是出于保持地方稳定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表面看似乎无可指责。但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干扰已制定的法律的实行都是不能允许的，为了一时一地的稳定或经济利益而破坏法律的权威，会使整个国家在长时期里造成混乱并阻碍经济的长远发展。另外有些司法机关甚至其内部机构制定了一些规定，在法定程序之外规定案件调查审理的审批程序，或者在法定审判机构之外设立其它机构领导合议庭的审判工作。相对于来自司法机关外部对司法权的干扰，司法机关内部的干扰更加直接，并且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这种行为甚至得到肯定和鼓励。这些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程序的破坏，在西方法治发展历史较长，司法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这些行为都属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却缺乏对这些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认识，这也是由我国一贯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所造成的。
改革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欣欣向荣的局面的同时，也使国家的一些方面出现了混乱无序的不利局面，这并不是改革的不可避免的负面作用，只要通过谨慎合理的制度约束，就能控制改革打破旧制度造成无序导致的混乱，维护改革的稳定健康发展。司法改革作为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维护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司法改革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有序进行，绝不能蜂拥而上，人人都可以制定司法改革措施。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给司法改革划出明确的界限，明确谁有权力制定改革措施，哪些方面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把制定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司法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法律制度严谨、明确，对非法和合法划出明确的界限，这是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要求，也是以法律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要求，还是法律起到预防犯罪目的的要求。


王春峰email:springlord@yeah.net


刺死暴力拆迁者案中居民无罪

张浩


关键字　　　暴力拆迁 正当防卫 特殊防卫


　　2009年3月30日，辽宁本溪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却极具代表性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张剑是本溪市人，其父张志国在该市某社区内拥有一座房屋，张剑与父亲长年居住在一起。因为与当地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在补偿安置方案上谈不拢，包括张剑家在内的多户人家拒绝搬离居住了多年的老宅。然而2008年5月的一天，拆迁公司人员强行进入张剑家中，并与张剑夫妇发生冲突。张在反抗中将拆迁方一人刺死。
　　此案公诉方认为张剑已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辩护方则认为张的行为属正当防卫。本文属于大众评判，是以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为基础，不希望也不会影响到司法公正，因为法院的判决依据是法院工作人员的取证（当然也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
　　本案中，本人的最终结论是：张剑无罪（且为自始至终的无罪，而非判决无罪）。
　　首先, 张剑构成正当防卫。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的旨在制止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损害行为。正当防卫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起因条件。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是指存在着具有社会危害和侵害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1）必须有不法侵害存在。不法侵害并非仅限于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包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2）不法侵害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至于不法侵害的程度，通常限于具有暴力性、破坏性、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3）不法侵害通常应是人所实施的。事实上不存在不法侵害，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而对臆想中的侵害进行防卫，属于假想防卫。对于假想防卫，应视行为主观上有无过失而予以不同的处理，若无过失则成立正当防卫。

2．时间条件。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实行，不能实行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

3．对象条件。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是指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不能及于第三者，至于不法侵害者是否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不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对于未成年人以及精神病人实施的不法侵害，只要具有紧迫性，不管事前是否知道其为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人，都可以对其进行防卫反击。但在防卫手段上应有所节制。

4．主观条件。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是指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即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不是出于上述目的，不能成立正当防卫。因此，下列三种行为，不是正当防卫；（1）防卫挑拨。是指行为人出于侵害的目的，以故意挑衅、引诱等方法促使对方进行不法侵害，尔后借口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2）相互的非法侵害行为。是指双方都出于侵害对方的非法意图而发生的相互侵害行为。（3）为保护非法利益而实行的防卫。

5．限度条件。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指正当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是区别防卫的合法与非法、正当与过当的一个标志。

结合本案来具体来分析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1．起因条件。（1）暴力拆迁人手持铁器到处砸房子砸东西，属于违法行为。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被拆迁人没有拆迁意向的情况下，故意拆除一个公民的合法房产，符合“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的所有要件。故不法侵害存在。（2）对于暴力拆迁人（通常10人以上），手持利器，光天化日之下，暴力打砸房屋及其他物品的人的行为，显然具有暴力性、破坏性、紧迫性，特别是对于居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最能明显感受到威胁的紧迫。（3）面对暴力拆迁，居民处于本能会反抗，面对手持铁器、身强力壮的暴力拆迁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如非“以暴制暴”，不但难以阻拦，更会遭到更大的暴力侵犯合法财产和人身权利，故作为居民有足够理由,去认为拆迁人手里的工具也会对其进行人身威胁。此时不但侵犯了居民的财产权利，同时也有侵犯人身权利的威胁。故这种不法侵害存在，不存在假象防卫。
2．时间条件。本案中，张剑是在暴力拆迁人强行入户时发生冲突并在反抗中将人刺死，显然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
3．对象条件。被刺者为先挑起事端的暴力拆迁人，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4．主观条件。张剑的主观思想可以由其行为并根据常理推断。面对暴力拆迁人强行入户，发生冲突，作为家庭的主人，为了自己的财产和全家人的人身不受不法侵害，才将暴力拆迁人刺死。即使张剑本人确实是因为处于愤怒或仇恨，那也是由于上述合法权利受到对方侵害引起的，由于存在如此紧密的因果联系，可认定其主观条件应该仍然是属于为了保护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关于张剑主观的正当性，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暴力拆迁人一般不会追究其刑事责任（不是作为刑事案件由侦查机关介入）而仅以行政手段做做样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暴力拆迁行为的蔓延，更在人们心中形成“暴力拆迁警察不管”的思想，显然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长此以往，社会如何安定。那么在国家公权力的保护缺失的情况下，张剑“以暴制暴”的行为也是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其次，公序良俗虽然不是法律渊源，但是判断罪与非罪，用公序良俗的观点判断其社会危害性，也是一种办法。因为刑法13条规定社会危害性显著轻微的不构成犯罪。而本案中，按照常理，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当外敌入侵，妻子，老人，孩子处在危险的边缘，理当奋起反抗，否则还叫什么男人。 5．限度条件。本案中，张剑全家不管从力量上、人数上、武器上明显处于劣势，当时混乱的冲突中要求张剑很好地控制局面、把握防卫的尺度，显然是强人所难。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本案中要求张剑的行为从情理上讲也是处于无奈，并无不妥，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故张剑的行为满足所有要件，构成正当防卫。

　　其次，张剑还构成正当防卫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叫“特殊防卫”。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就是刑法关于特殊防卫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正当防卫中，如果这个不法侵害是“行凶、杀人、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那么正当防卫就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此处的“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一群拿着铁器的人，光天化日之下气势汹汹入户打砸，应当属于“行凶”，即使行凶者可能披着合法的外衣，有着某种合法身份。故张剑具有“特殊防卫权”，其刺伤暴力拆迁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张剑应无罪释放。

最后还有几点需要延伸说明：

1，关于程序：本案中把张剑抓起来并起诉，是否有“有罪推定”的嫌疑，值得商榷。
2，关于案件起源：公安机关不得袖手旁观“暴力拆迁”的行为，因为可能涉及到“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故意伤害”“抢劫”等严重的刑事犯罪以及民事上的严重侵权。否则公安机关自身可能构成“不作为”；司法机关可能构成“选择性司法”。
3，关于社会效果：张剑的行为构成“特殊防卫”，而其立法原意就是要鼓励弱势的人们有效制止严重暴力犯罪，见义勇为，勇敢与暴力犯罪做斗争，打击犯罪，维护正义，故张剑不但是无罪，而且更应在社会上推广其勇敢与犯罪作斗争的精神。

作者：张浩（网名：浩吃懒做） 苏州红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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