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误区与改革

任玉峰 胡军辉


民商事判决文书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的载体，曾一度作为民审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受到社会的关注。改革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判决书的制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误区，并已经制约了裁判文书制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误区之一：过分拘泥于“92样式”。在一定时期内，“92样式”对规范法院各类法律文书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方针的逐步落实，各类纠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社会各方面对法院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该样式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了。如果仍拘泥于该样式，就会形成千案一面的公式化裁判文书，不能保证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公开性、公正性。如在首部诉讼程序的叙述部分，因“样式”规定的过于笼统，不能涵盖如审理的期限问题、主体的追加、变更问题、财产保全问题等一些足以反映审判程序公正性的问题，难以体现法院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公正性。
误区之二：彻底否定“92样式”。“92样式”是许多专家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针对裁判文书的要求和特点，根据法律的规定制定而成的。其总体结构是科学实用的，能够为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发挥积极作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院的裁判文书是一种特殊的文书，必须要有一种严格的外在形式来保障其内容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其总体结构应当是固定的，甚至个别词语如“诉称”“辩称”“述称”等体现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词语等也应当是固定的。因此在新的样式出台以前，“92样式”仍应当作为我们制作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基本依据，才能保持其规范性，维护其权威性。
误区之三：裁判文书内容宁滥勿缺。裁判文书“不说理”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在改革中许多人为了让裁判文书“说理”就避简就繁，甚至不惜作前后不必要的重复，从“不说理”发展为“乱说理”，其实质是不会说理。甚至彻底打乱了裁判文书的逻辑结构。如在事实部分对原、被告的主张及举证情况，法院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机械地罗列，到判决理由部分，再将事实部分的内容重新列一遍，再发表法院的认证意见和认定意见；在对证据进行了逐个分析后，贴上一段诸如“以上事实有×××在卷为凭”的套话，不仅造成行文逻辑上的错误，而且使判决书显得罗嗦冗长，很不规范。
误区之四：事实部分不认定事实。裁判文书的结构是确定的，各部分都有其必须承载的内容，不能相互取代，更不能前后颠倒。裁判文书中的事实部分就是“经审理查明”的部分，是客观再现庭审过程的主要部分。这一部分的任务在于通过认定证据阐明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确定“是什么事”。但在制作中，往往是只叙述诉、辩主张及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不发表法院的认定意见，而将本应在事实部分阐明的认定意见放在判决理由部分来写，以至于在事实部分不能确定事实。从而导致“本院认为”成了无源之水，不符合判决书的逻辑结构，也就混淆了裁判文书中这两个部分的功能。使整篇判决书让人读来觉得层次不清、条理不明，降低了其说理力度。
笔者认为，规范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大改革力度。
一、着力体现法院审判程序的公开性和合法性
追求司法公正是法院审判方式改革追求的目标。民商事裁判文书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的载体，是社会了解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窗口，应当在公开性上大做文章，以公开促公正。如在首部，应当全面公开案件的由来、案件的起诉时间、财产保全、延期审理情况、审判组织的组成及回避和变更情况、当事人的追加及变更情况、是否经审委会讨论等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及所依据的法律，让人民群众仅通过判决书就能了解法院审判案件的全过程，自觉置法院的审判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全面落实审判程序的公开性原则，体现出法院审判程序的合法性。
二、加大裁判文书事实部分的说理力度
裁判文书不说理是其主要弊端，也是改革的重点。不说理已严重制约了法院的执法水平，影响了法院的公正执法形象。裁判文书改革就是要摒弃不说理的做法，加大说理力度，让人民群众看到判决书不仅知其然，而且也知其所以然。首先，裁判文书说理应从再现庭审入手。当事人是诉讼活动的主体，当事人的起诉、答辩、举证、质证是庭审的主要内容，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作为庭审载体的判决书应当全面、客观地记录、体现庭审过程。既要载明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又要列举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还要阐明法院对当事人证据采信与否的意见及理由。使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质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彻底杜绝“暗箱操作”。其次，说理要注重其法理成分。裁判文书与一般的论说文不同，其论据除事实以外，还必须有法律。也就是说，裁判文书不但要摆事实、讲道理，还得要讲法律，讲法理。如侵权案件中，要论证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论点，就要从分析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入手，明确指出当事人的行为过错，来阐明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这样就能够增大裁判文书的说服力度。
三、裁判文书的制作要注重其逻辑性
民商事裁判文书应该是一篇逻辑性极强的议论文。从总体上将，民商事裁判文书的五部分都有其特定的功能，相互独立，相互依附。不能相互代替，相互颠倒。如事实部分应该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确定当事人争议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判决理由部分，则在已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说理论法，明确当事人的是非责任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完成“为什么、怎么办”的任务。其中事实部分是判决理由部分的依据和基础，两部分的内容既相互联系又不能交叉，更不能混为一体来写。在具体之作中，一方面，主体结构要符合逻辑性的要求；另一方面，裁判文书的论述内容要按照逻辑性的要求展开。如在人身伤害案件的判决理由中，引用法律条文时应按照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非法侵害要承担法律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如何承担责任的思路，分别引用“民法通则”第98条、第106条、第119条、第134条的规定进行说理，才符合判决书逻辑结构的要求。
四、裁判文书的制作要注意其条理性
裁判文书制作不但要有其科学性和理论性，而且也要注重其实用性和条理性。如疑难复杂案件，双方诉争的法律关系复杂，证据繁多，裁判文书下来少则十几页，多则几十页。在制作时如果不注意其条理性，不对庭审过程进行归纳和理顺，而是信马由缰，一古脑地罗列庭审内容，就会使得裁判文书让人读来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为了使其既能全面清晰地体现庭审，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很容易的理解、掌握，就要注意科学地安排判决书的条理。如将事实分为无争议和有争议的两部分分别进行阐述，将认定的事实分门别类的进行阐述。又如离婚案件，当事人对婚姻感情、子女情况均没有争议，仅对财产存有争议。在制作判决书时，就应当将婚姻感情及子女的情况用“经审理查明”的方式确定下来，而对于财产情况就要根据当事人的庭审举证、质证情况进行论述，阐明认定与否及理由；再如人身伤害案件中，应按事件发展的规律对事实进行排列，确定是谁给当事人造成了伤害，当事人有无过错，造成怎样的伤害，因伤害造成了多少损失等情况进行排列，使人读来觉得就非常条理清楚，易于接受。
我认为，在判决书改革过程中，只要避开误区，抓住关键，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0546—2568129
邮 箱：hyc2000723@sina.com


　　英国大法官博文（Bowen）对举证责任的转移作了这样的解释：“任何诉讼都需要有人去推动它，原告是首先开始的人，如果他无所作为，他就要败诉。如果他提供了表面情况（pima facie case），而被告不作任何反应，被告就要败诉。”“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总是有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的情况——如果案件到此为止，法院就会说它必须以特定的方式作出裁判，这就是标准。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的负担，而是他一旦展示了表面证据反驳对其不利的证据，就要转移的负担，一直到出现新的符合这一要求（表面证据）的证据。因此，举证责任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来承担推进义务（go further）的规则，如果他想胜诉的话。”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转移与民事诉讼并没有什么不同。原告在启动诉讼程序时，首先应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并须证明自己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即自己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某种利益上的关系），在特定情况下他还需要证明已经经过了法定的复议前置程序等。这样，举证责任即转移于被告；当被告针对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举出一定的证据，证明其是合法的之后，举证责任将再转移于原告；……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来回转移，推进诉讼进程，直到再无新的证据提出，即告终结。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原告和被告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均作了规定，但举证责任是否会发生转移，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并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若要推翻该主张，应当进一步举证，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综合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一般理论，结合我国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经验，笔者认为，在下列情形中，举证责任会发生转移：

　　一是行政裁决案件举证责任的转移。在行政裁决案件中，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已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时，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盖然性占优势，是指一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量明显优于对方，说明的案件事实更可信，更有说明力。在英美法系国家，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是一致公认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一标准也逐渐为我国民事诉讼实践所采用。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特定的民事、经济纠纷作出处理决定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行政机关主持的“民事诉讼”。行政机关在裁决时，只要看哪一方的证据盖然性占优势，就裁决哪方胜诉。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实际是以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据来对抗对方，只要被告具以作出行政裁决的证据盖然性占优势，就证明被告当时作出的裁决是正确的，案件真伪不明的后果只能由原告来承担，原告若不能举证，只能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二是行政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转移。行政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为了避免滥诉，让原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国内不少学者对行政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的规定理解为：在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中，原告不仅要提供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而且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受损的事实，以及承担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笔者认为，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只需举出损害事实的存在以及一般人都会合理地怀疑损害事实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给被告承担。这是因为：从举证的难易看，被告的举证能力远大于原告。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引起侵权纠纷的是行政机关的行为，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要求原告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不利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让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国家赔偿法是一种行政救济法，立法的宗旨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遭到国家机关不法侵害时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再对照民法通则对特殊的民事侵权责任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向弱小的受害者倾斜，使他们有较多得到胜诉的机会。行政赔偿案件举证责任从原告向被告的转移正是为了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

　　三是在不作为行政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转移。有的学者认为，在不作为行政案件中，原告不仅应对其提出申请的事实提出证据，而且应当对其提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人民法院审理不作为案件主要是审查相对人提出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只有相对人才能提出申请是否合法的证据。人民法院在审查不作为案件时，应当将被告不作为是否合法作为审查对象，而被告对此完全有能力承担举证责任。在不作为案件中，只要原告证明其提出过申请的事实，举证责任即应当由被告承担。

　　四是适用推定引起举证责任的转移。本文所述的推定主要是指事实上的推定。事实上的推定是指法官基于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况，根据一定的经验，运用逻辑规则从已知的事实中推出未知事实存在与否的证明手段。事实上的推定得到法官的认可，主张推定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不再承担举证责任。与此同时，就推定的实体事实和证据事实提出反驳的当事人必须为此而提出反证，否则将承担事实不明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规定了适用推定的如众所周知的事实等五种情形，该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

　　推定引起举证责任的转移是公正司法程序的要求。正因为推定不等于事实，只是一种假设，从程序上看应当给对方当事人反驳推定的机会，而要反驳推定，只能用证据。

　　上述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说明，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并不意味着在诉讼中出现的所有状态都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形中会产生转移，但在适用举证责任转移时，要特别防止可能会出现被告逃脱举证责任的情形。

　　（作者单位：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