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 司法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
1991年6月1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
近年来，少年犯罪日益严重，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引起各级司法机关的普遍重视。一些地区针对少年犯罪的特点，在办理少年刑事案件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总结出不少好的经验。目前，有些地方的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密切配合，初步形成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和管教少年罪犯配套的工作体系，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对于促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犯罪，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贯彻对违法犯罪少年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各部门应加强互相间的联系，并逐步建立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相应机构，使各个环节相互衔接起来，以加强对少年犯罪的治理和防范工作。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看守所应严格执行《看守所条例》，对于羁押的少年人犯应当与成年人犯分押分管；暂不具备条件的，也应当尽量避免把他们与屡教不改的惯犯、累犯和恶习很深的人犯关押在一起。
对少年人犯案件的侦查、预审工作，公安机关应确定专门办案人员或者侧重办理少年人犯刑事案件的人员，有条件的地方，也可设立专门机构。对少年人犯的讯问要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审讯方式、方法，在讯问中应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了解少年人犯作案的动机和成因，并记录在卷，以便积累资料，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和被判处拘役宣告缓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少年罪犯，应加强考察的组织和实施工作。
二、人民检察院应根据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和需要，逐步建立专门机构。目前，设立专门机构条件不成熟的，应指定专人负责办理此类案件。
在办理少年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要加强联系，通过办案耐心细致地做好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和少年监所的监督，保证准确执行法律，同时注意保障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人民法院办理少年刑事案件，要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少年法庭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应根据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注重疏导，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准确、合法、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核实证据，并且帮助少年被告人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少年法庭要注意发挥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作用，争取他们配合做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工作。对判决后的少年罪犯，少年法庭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采取不同形式，做好回访、考察和帮教工作。
人民法院审结少年刑事案件后，应认真详细地填写结案登记表，连同生效的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少年管教所。
四、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法制宣传工作，为教育少年遵纪守法、预防和减少少年犯罪做好工作。
少年刑事案件必须有律师参加辩护。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应有专人承担少年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要多做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工作。
少年管教所要认真贯彻执行“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坚持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制度。要尽可能地做到对不同类型的少年罪犯实行分管分押。要设专职人员对少年罪犯进行文化、法制、劳动技能教育，为他们回到社会就业创造条件。要加强与少年法庭的联系与协作，
为少年法庭提供少年罪犯改造的情况。
五、对于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少年罪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提出书面意见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少年罪犯改造与成年罪犯不同，可塑性大，变化快，人民法院对少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对于在押的少年罪犯及其家属提出的申诉，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办理。对于少管所转递的申诉，人民法院应将办理结果尽快答复少管所。
六、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的工作体系，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确定一名负责同志分管此项工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从不同方面对少年罪犯进行教育、改造，发挥政法部门整体工作优势，以取得矫治、改造少年罪犯的最佳效果。必要时，政法四机关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各部门应当为抓紧落实以上各项要求努力创造条件。遇有问题，及时向有关上级部门报告，以便统筹解决。


注：该文载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3年第三期


电子证据的立法预测

董杜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专职讲师
岳 成 律 师 事 务 所 兼职律师


摘要：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以新
的形态出现的证据形式,被证据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有识之士定义为电子证据。如果要对电子证据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那么电子证据的立法预测研究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认知的起点。
关键词：电子证据；立法预测；研究

立法预测是立法技术的基本内容之一。文中所称的电子证据立法技术，是指电子证据立法过程中操作意义上的方法和技能。在研究过程中，除与相关证据法律规定相协调的因素外，它并不涉及电子证据的立法机关、立法权的分配以及立法程序设置等问题。电子证据立法预测作为电子证据立法技术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对电子证据立法的未来趋势与状况进行测定。另外，电子证据是信息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产物[1](p46-48)，立法预测本身亦包含较强的科学因素，二者受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的影响较小。因此，在进行电子证据的立法预测研究时，可以采用更广阔的研究视角，吸取和借鉴别国的相关立法成果。
鉴于信息时代变革的节奏是前所未有的，信息的存在与取得方式的飞跃使证据学研究乃至证据立法面临诸多考验。在证据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以新的形态出现的证据形式，被证据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的有识之士定义为电子证据。为了避免法律的性格过于被动，各国的法律界都在做证据法上的相关调整。在中国，计算机科学和法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一些专家和学者，也开始了电子证据的研究，并已取得初步进展。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各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对电子证据立法有着迫切的需求。为了了解这种需求程度，以及电子证据将对证据法律调整带来哪些新课题，就需要采用一些必要的预测手段，并参考相关国家的电子证据立法状况，来预测电子证据的立法趋势。

一、 调查归纳预测

调查归纳预测是通过问卷、个案调查等手段，了解国内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电子证据立法愿望和要求。预测时应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进行：
（一） 针对公众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公众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具体把握公众对“电子世界”的证据法律秩序有何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使得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统计、发布等环节实现无纸化。但是，这种信息载体的革命性变革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其中电子资料的证据力又成了解决这些全新实体法律问题的关键环节。公众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对电子证据的依赖程度，是立法的考量指标。
（二） 针对证据理论界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证据理论界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考察传统的证据理念受到了电子信息的冲击程度。由于相关立法严重匮乏和滞后，因此专家学者对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立法意义、证明力、收集乃至审查判断的探讨，应该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
（三） 针对司法部门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司法部门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知晓诉讼实践中关于电子证据的认知状况。依托计算机及其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平面、开放、无边界的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电子证据的收集、采信在诉讼实践中存有哪些争议，有哪些认知误区的形成，干扰着电子证据资格的认定，需要在未来立法中统一认识。
（四） 针对信息技术部门和相关行业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
针对信息技术部门和相关行业进行问卷乃至个案调查，可以掌握电子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可采性、不可抵赖性等诸多标准，能够在信息技术进步过程中，获得何种技术支持以及技术支持的稳定性和力度。电子证据若要具备相应的证据资格，保障网络与电子商务活动的顺利开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密码、数字签名、身份验证技术、防火墙、灾难恢复、防病毒、防黑客入侵等信息技术保障的内容，必将成为电子证据立法内容的技术支撑。

二、 类比预测

类比预测是根据全球化解决方案乃至其他国家电子证据立法状况，来预测中国电子证据的立法趋势。
（一）全球化解决方案对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启示
联合国贸法会采用了功能等价方法，以使电子证据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并且对“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主要考虑到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会制约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2](p60-64)。联合国贸法会对电子证据的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电子证据与传统书证的差异是显著的。因此，只好将“原件”作了扩大解释，以使其归入传统书证。
事实上，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体现为文本形式，还可以图形、图像、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出现。这些暂且不论，电子证据以其对现代信息技术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依赖，就已显示出不同于传统书证的独立性格。功能等价方法作为全球化解决方案，主要解决的是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而电子证据在各国证据法中的法律地位以及可操作性，仍然需要各国在各自的证据法体系中予以确证。
全球化解决方案解决了电子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它至少说明国际社会对电子证据的认可。电子证据作为信息化浪潮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其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加强电子证据的国内立法，在国际交往中有利于保障国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内立法部门面临的并不是能否接受电子证据的问题，而是怎样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以及根据国内的立法状况对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二）相关国家电子证据立法状况对中国电子证据立法的启示
从相关国家电子证据立法状况上看，明确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制定电子证据的规则、原则，包括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证明力、归类及其审查判断等方面的立法基础。
菲律宾2001年8月1日开始生效的《电子证据规则》开宗明义，确定该规则适用于任何电子文档和电子数据信息，以及所有民事诉讼程序、准司法和行政案件[3]。从而把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文档、电子签字、作为传闻规则例外的采用电子、光学乃至其他类似方法制作的商业记录、录音、视频、录像和瞬息证据、电子证言等，都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范畴中来，使电子证据的法律概念呈现广义化特征。
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在其定义（Definitions）中称：在本法中，(1)数据意味着以任何方式表现的信息和观念。(2)电子记录指通过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手段记录或存储的，通过人为或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工具阅读或接受的数据。除了4（2）所指打印，它还包括数据演示、打印或其他输出。(3)电子记录系统包括记录或存储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或其他类似工具及其与记录或存储有关的任何程序[4]。
美国在2000年2月通过的《统一电子交易法》中，对电子的语词内涵亦作了扩大解释，即使用电子的、数据的、磁性的、光学的、电磁的或类似性能的相关技术皆涵盖其中[5]。
事实上，英美法系诸国为了适应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的现实，多已突破了传统证据法的限制。据计算机世界网消息，尽管前施乐公司工程师Larry Benedict把其电脑中的儿童色情照片已经删除，但纽约的联邦法官仍以他传播儿童色情图片而判了他四年监禁。45岁的Larry Benedict被判刑一案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整个案件的证据都是电子证据。而大陆法系色彩浓厚的国家，多是允许自由提出所有有关证据（如德、奥、瑞典等国），或是开列一份可接受的证据清单（如中国）。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的接纳上看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电子证据立法，是否需要对电子证据作出扩大化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出，电子证据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电子证据的概念作出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具体规则的制定。鉴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电子证据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不利于证据规则的稳定性与适应性。
由于中国已有视听资料这一证据类型，而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6]。”从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是把民事诉讼中的视听资料作了扩大化的解释，以把电子证据涵盖其中。但是，自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7]。”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将电子证据归入书证。另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自2001年10月1日起试行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中，指明证据的种类中有：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贮存资料[8]。事实上，视听资料与书证在证据效力上是不一样的，前者通常被视为间接证据，正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材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拿网上购物合同为例，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系统，该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的全过程基本可以在网络上完成。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相关民事争议，他们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计算机储存的数据和资料，法院将电子证据按视听资料处理时，就会陷入缺乏其它证据可供印证的尴尬境地。可见“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结合作为证据的价值判断在电子商务中有一定的困难[9](p564-565)。”而如果把电子证据归入书证，其高科技性、易破坏性、无形性、多媒体性、易保管、传输方便、可反复重现、便于使用等特性，又与传统的书证理念大相径庭。因此，中国法院为了不与本国的诉讼法现状相冲突，把电子证据归入传统类型的证据，恐怕只是权宜之计。
根据有关国家的立法状况看，把电子证据加以规制，并赋予其特定的法律地位，是社会信息化的必然要求。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考虑，中国的立法部门将面临如下选择：一是将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并入到电子证据中，赋予电子证据以新的内涵，从而以电子证据吸纳视听资料，对相关证据法律作出修正。一是根据信息存储、传输方式是采用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在视听资料之外，另行确立电子证据这一独立的证据类型，专门加以规制，这就意味着电子证据将等同于计算机证据概念。由于中国证据法律规定长期处于乏范状态，因此，即便未来另立证据法亦将面临上述选择。

三、 因果推断预测

“芯片”的产生，宣告了信息时代的来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巨大变革，突破了信息固定与传递的传统模式，进而改变了信息取得的方式、买卖的方式、交易和交往的方式。由于越来越多的活动需要通过电子方式进行[10]，这就对“被动”和“深思熟虑”的法律性格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计算机及其网络大行其道，网上购物、网上挂号、网上咨询、网上订票、网上通讯等电子商务行为的促动，证据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互无“真迹”的计算机数据存储及网际传输，把电子证据这一概念推向证据舞台并非人为炒作。
证据法学者何家弘指出：“从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演进看，神证、人证时代进入到物证时代是历史的进步。那么电子证据即将成为证据之王的大趋势，很可能宣告电子证据时代的来临。这将是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飞跃。”从已经发生的诸多案例看，电子证据覆盖了民事、刑事、行政、经济等诉讼领域。尤其是涉及电子隐私、网络与计算机安全、网络中的知识产权、网络中的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所涉及的法律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电子证据来认定。因此，对电子证据的立法不是一时的“出风头之举”，它是客观情势带来的必然结果。电子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成为一种客观实在。这意味着它不但要成为证据立法的调整对象，而且要求立法予以准确、细致的规定，赋予其更强的可操作性。根据法律调整对象一般原理的指引，进行因果推断，我们感到了电子证据立法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