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特殊防卫权诠释

夏立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它是在1979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权的基础之上而新增加的一种私力救济权。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欠周密性，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留有悬念，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会被部分法律素质不高的司法人员误解，从而造成错案。为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6],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7]。第三种是指 “故意伤害犯罪”[ 8]，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9]，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如“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内涵或宽或窄，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从对本款的立法技术进行分析来看，应当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 10]。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 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36条第2款规定的奸淫幼女罪，根据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之规定，在中国刑法中取消了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强迫他人吸毒罪。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行与被收买的妇女发生性关系行为转化为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
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关于暴力含义阐述见下文），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理解。第一、“人身安全”中“人身”和“安全”作何解？“安全”比较好理解，应是“没有受到威胁或侵害”之意。关于“人身”是何意呢？在《现代汉语辞海》中，“人身是指个人的生命、健康、行动、名誉等”，通常是指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应理解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笔者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 、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淫罪等等。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11]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犯罪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实际上，不管防卫人进行防卫的场合处于何时，不法侵害人所实施暴力的犯罪大都处于未遂状态。

有社会就存在冲突，对于冲突的解决仅靠国家来执行是不行，且不现实，国家必须把某一项权利赋予公民用救助以稳固社会的安定。特殊防卫权的设立，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是特殊防卫权的滥用可能破坏刑法的机能，不利于人权保障。本文的阐述，正是笔者目的之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邮编：325500　　　　电话：0577－67583290

参考书目：

[1].　见法制出版社2001年5月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的《现行刑事法律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　
[2]. 见法制出版社1999年8月版的徐久生译的《瑞士联邦刑法典》　
[3].　见法制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徐久生、庄敬华译的《德国刑法典》
[4].　见魏庭军著的《正当防卫制度的重构》，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的 《刑事重点难点问题解析与适用》
[5]. 　见田宏杰著《防卫权限度的理性思考》，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6]　.见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的丁慕英、李淳、胡云腾主编的《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研究》
[7].　见刘艳红著《李植贵的行为是否正当防卫－关于“行凶”的一 次实证考察》，律出版社2001年2版的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3卷。
[8].　见司明灯著的《论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5月版
马松建、史卫忠主编《刑法理论与司法认定问题研究》
[9].　见陈兴良著《论无过当之防卫》，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10]. 见王作富、阮方民著《关于新刑法中特别防卫权规定的研究》，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11].　见屈学武著《正在行凶与无过当防卫权－典型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00年4版的陈兴良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2卷。
[12].　见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的周道鸾等人主编的《刑法的修改与适用》
[13].　见姜伟著的刊登在《法学家》1997年第3期的《新刑法确定的正当防卫制度》
[14].　见黄明儒、吕宗慧著的《论我国新刑法中的无限防卫权》，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的《刑法争鸣》第二辑
[1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陈兴良著的《正当防卫论》
[16].　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的黄风译的《意大利刑法典》
[17].　见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版的张明楷译的《日本刑法典》
[18].　见黄京平编写的《刑法教程》，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年1月版的《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应试教程》
来源：《浙江审判》2003年第8期。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汉市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规定
第193号



　　《武汉市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规定》已经2008年12月1日市人民政府第5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阮成发
二００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武汉市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火车站地区的综合管理，维护公共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省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火车站地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鄂政函〔2008〕336号）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火车站地区的综合管理活动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火车站，是指武昌火车站、汉口火车站和武汉火车站。
　　第三条　火车站地区的具体范围，由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划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火车站铁路辖区内的管理工作由铁路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负责。
　　第四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负责统一组织实施火车站地区的综合管理和监督工作，其负责综合协调的工作机构具体承担火车站地区相关管理活动、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和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下列职权：
　　(一)行使《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市人民政府第137号令)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二)行使与火车站地区管理相关的道路运输、音像制品、出版物、商品与服务价格、烟草专卖、职业中介、食品卫生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
　　(三)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市城管和市、区交通、文化、新闻出版、物价、烟草专卖、劳动、卫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支持、指导和监督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做好火车站地区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依法对火车站地区的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实施管理。
　　第七条　火车站地区内的资产所有人对其所有设施的养护、维修和管理应当符合火车站地区的统一要求，并接受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负责综合协调工作机构的监督。
　　火车站地区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路灯、路标牌、供水、排水、供气、电信、环卫、交通等公共设施，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经常维护，保持整洁、完好、美观。
　　第八条　行政许可机关办理涉及市容环境、市政园林、道路交通等行政许可事项，可能影响火车站地区管理秩序的，应当在审核批准前征求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负责综合协调工作机构的意见。
　　第九条　火车站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应当科学合理，方便群众；各种指示标志应当清晰明确，整洁美观；损坏的设施、设备应当及时更换、维修，保障正常使用。
　　第十条　火车站地区内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做好责任区内的清扫保洁工作，并接受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的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火车站地区内的单位以及个体经营者的名称、字号、标志等标牌和标识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
　　第十二条　禁止占用火车站广场和道路设置各类摊亭、摊点。需要在火车站其他地区设置摊亭、摊点的，应当依法办理许可并保持设施完好和周围环境整洁。
　　第十三条　火车站地区内车票代售点应当按火车站地区车票代售点设置规划集中设置。不符合设置规划要求的，有关部门不得予以批准。
　　第十四条　火车站地区禁止下列影响市容环境、园林绿化和道路运输等管理的行为：
　　(一)出店经营；
　　(二)散发广告宣传制品；
　　(三)随地吐痰、便溺，乱丢果皮、纸屑、纸盒、烟头等废弃物；
　　(四)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采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五)损坏草坪、花坛和绿篱以及《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六)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和道路运输证从事出租汽车和道路旅客运营；
　　(七)出租汽车驾驶员强行拉客、故意绕道行驶、无正当理由拒绝运送乘客或者未经乘客允许另载他人；
　　(八)公交车辆和其他客运车辆不按站点停靠、滞站侯客或者不按规定线路营运；
　　(九)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强行招揽旅客、货物；
　　(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者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十一)非法运输、销售烟草专卖品；
　　(十二)无卫生许可证、无健康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服务活动；
　　(十三)非法从事职业中介；
　　(十四)批发、零售、出租、放映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
　　(十五)托运、邮寄、运输或者储存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和不得经营的音像制品，或者为经营上述音像制品提供场所、代理等便利条件；
　　(十六)印刷或者复制、批发、零售、出租、散发含有《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43号令）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内容的出版物或者其他非法出版物；
　　(十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违反市容环境、园林绿化和道路运输管理的行为。
　　违反前款第(一)项至第(十六)项的，由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进入火车站地区的车辆和行人，应当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第十六条　火车站地区禁止下列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
　　(一)车辆和行人不按通行标志通行或者在明令禁止通行的路段内通行；
　　(二)机动车、非机动车不在规定地点停放；
　　(三)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公安交通管理机构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进入火车站地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维护火车站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
　　第十八条　火车站地区禁止下列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及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一)以强行介绍食宿、提供劳务等方式强迫他人接受服务；
　　(二)伪造、变造、倒卖火车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
　　(三)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
　　(四)卖淫嫖娼或者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
　　(五)从事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
　　(六)扰乱车站、广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七)故意散布谣言或者以其他方式煽动闹事；
　　(八)其他妨碍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的，由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公安派出机构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有关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由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第二十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应当加强日常巡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对行政处罚权限范围以外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移送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精简高效的原则，创新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优质服务，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二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应当建立违法行为举报受理制度，并为举报人保密。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报的违法行为，属职责范围内的，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应当及时查处；属职责范围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管理部门处理，并将查处或者移送处理的情况告知举报人。
　　第二十三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二十四条　阻碍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的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的执法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武汉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规定予以追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本市公安机关在火车站地区设立的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火车站地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