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
家庭暴力不仅侵害了家庭成员中受害人的利益，而且为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建立平等人权，防治家庭暴力，构建和睦的家庭及社会关系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目标，警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干预家庭暴力的重要职责。就我国目前状况而言，虽然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仍不尽人意。社区民警通过社区警务工作，将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与入社区警务的日常工作相融合，不仅能够促使警察反思对家庭暴力干预的种种不利并努力克服，而且有利于广泛发掘社区防治家庭暴力的资源，建立群防群治的反家庭暴力社会系统工程，提升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效能。
［关键词］ 社区民警 干预家庭暴力 群防群治 社会系统工程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人民警察对于家庭暴力行为有法定的调解、制止、处罚、刑事侦查等权力，而且还意味着公安机关应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协调配合，共同构筑家庭暴力社会救助网络，积极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目前，我国已形成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社会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如何提高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效能、真正做到服务社会、群众满意，笔者以为，社区民警将家庭暴力干预与日常的社区警务工作紧密结合是一种良好途径。
一、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社会基础业已形成
（一）家庭暴力已成为全世界公害，必须予以干预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据路透社2001年7月22日电，联合国于2001年7月21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世界上25%～50%的女性曾受到男性同伴的人身伤害；1在智利的圣地亚哥,80 %的妇女承认自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法国,95 %的暴力受害者是妇女,其中 51%的暴力出自丈夫之手。在巴基斯坦,99%的家庭主妇和 77%的职业妇女遭到过丈夫的毒打。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25%是由家庭暴力引起的。
家庭暴力的普遍存在不仅为家庭带来恶果，而且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家庭暴力在使受害人的情感、肉体、心理遭受巨大折磨、人格受到羞辱和贬低的同时，还须承担因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的医药费、误工费、咨询费、审判费等一系列费用的支出，而由政府、相关组织或机构向受害人员提供的扶助、帮助费用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消极耗损，那些由自救无果的受害者所实施的“以暴抗暴”行为，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已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导致违法犯罪的因素之一；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往往由家庭折射至社会，受害的未成年人除自身的生活、学习质量下降外，有些人还较早地出现暴力倾向，不可否认的是，未成年人素质的降低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大的隐患。凡此种种表明，家庭暴力超越了家庭这一私领域的范畴，成为危害人类平等、安全生活乃至社会和谐发展的公害，它已为全世界普遍关注。
由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多数为妇女，因此，国际社会对妇女权利的保护已达成共识，特别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刚领》将对妇女的暴力列入12个重大的关切领域，吁请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和其他组织采取行动预防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1999年11月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指定11月25日为“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澳大利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13个国家都通过了单项的反对家庭暴力的立法；美国早在1994年通过了联邦《对妇女暴力法》；英国亦于同年成立了跨机构家庭暴力工作组。上述国家的立法或机构的成立，针对的目标是共同的即社会公害——家庭暴力，目的是一致的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人权，进而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二）公众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寄予很高期望
家庭暴力虽然是一种发生在私领域内的行为，但从法理上看，处于私法调整之下的各家庭成员间并未因其所具有的特定血缘关系而使之独立人格地位丧失，每个家庭成员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在该领域内实施的暴力行为同其他暴力行为一样，均具有违法性，故而，制止家庭暴力已成为全世界通例，各国无一例外地把警察机构视为制止家庭暴力的有生力量；在我国甚至有观点认为：公安机关是制止家庭暴力的第一道防线2。据“城市社区反对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干预与研究”项目2001年度的调查显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在需要求助外力时，58%的人选择了派出所。3中国健康网对2900名女性所作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在过去5年里，受家庭暴力虐待中的39%报告了警察4。公众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寄予高期望值的原因主要为：
1.警察作为国家的公权力机构区别于其他公权力机构最大特点在于服务的全天候性。因而，寻求警察的帮助可以不受时间、时段的限制。
2.警察工作范围的广泛性使得民众在求助于警察后可以免去或减轻其他求助方式所需付出的努力。在我国“危难时刻找民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向警察求助除可以得到相应的司法救助外，还可以得到类似社会服务性质的帮助。
3.公权力救助中请求警察救助的方式最直接、最经济。实践中，无论请求警察制止家庭暴力，还是请求警察对受害人与施暴人进行调解，与求助妇联、求助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等组织相比，警察干预直接、快速，对家庭暴力的制止具有国家强制力；与诉讼方式对比，具有便捷、节约成本的特点。
（三）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依据
目前，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通过自我与公力的方式获得救助，自我救助方式包括：受暴力侵害时的正当防卫行为以及受害后的请求离婚以及随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或与施暴人分而居之，无论自我救助的哪种方式，都需要受害人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一定的体能、物质基础；在受害当事人无法实现自我救助时，社会为其提供了法律救助和社会帮助等途径。就法律救助途径而言，受害人可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提出请求。婚姻法修正案第一次将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提出，并明确指出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中的职责，结合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使制止权；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权；对实施家庭暴力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行使调解权；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应当行使侦查权。
二、现阶段警察干预家庭暴力不利的原因分析
（一）警察对干预家庭暴力的认识尚有待加深
尽管警察已经看到家庭暴力作为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应当进行干预，但他们仍对家庭暴力的普遍性认识得还不够充分，且公安机关对干预家庭暴力的方式、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最终目的等问题尚未做过长时期的、深入的及系统的研究，进而导致在警察使用公权力对于家庭内部暴力行为干涉是否有害于公民私权利的保护问题上仍有模糊认识。少部分警察甚至存在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受害人特别是女性或老年受害人一定是因自身存在一定问题（如爱唠叨、妒忌猜疑心强以及没有照顾好家等）才导致施暴人的暴力行为；民警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现代经济体制模式下的法治观念更加强调对公民私权利的保护，国家应当保护个人的隐私；加之受家庭暴力乃“家庭内部纠纷”、是“两口子自己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意识的支配，尽管现有法律已明确规定具有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但他们在干预家庭暴力时，往往仅选择适用现有法律中有明确规定的条款，而不愿过多地依据授权性条款进行救助，从而导致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大打折扣。
（二）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尽完善，警察执法具有相当的难度
虽然婚姻家庭关系属于隐私权保护的范畴，公权力不会主动介入，但是，基于对受害人身权利的关注和对公民处分自身权利的尊重，法律赋予家庭暴力受害人多种救助的途径。婚姻法修正案中对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权力作出了明确限制，将受害人是否请求救助的权利自主化①。但在该法的规定中，一方面没有明确警察对家庭暴力干预的操作细则，另一方面，这种自主化权利的行使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其一，对于殴打他人（他人应理解为包括家庭成员）造成轻微伤害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并未规定公安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经受害人的申请，该条例中只是规定处罚虐待家庭成员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时需要受虐待人提出请求,② 而执法实践中，在紧急情况下区分家庭暴力与虐待具有相当难度；其二，刑法中对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构成犯罪但尚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而刑法对“告诉”的界定是被害人和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时即为人民检察院或被害人近亲属，自诉案件虽然不属公安机关管辖的范围，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第3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近亲属告诉的案件不仅应当受理，而且在紧急情形下还应采取必要的措施，③这种规定有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被（受）害人的救助请求权强化为公安机关司法救助的倾向，有悖于设定多种救济措施的立法初衷；其三，在家庭暴力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而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中，根据刑法对告诉人的规定，居（村）委会、妇联等机构人员或邻居的“告诉”则不属于刑法对“告诉”主体的界定，而不构成刑事犯罪仅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案件，除受害人及受害人近亲属以外人员的告诉的情形，而公安机关若根据警察法第21条④规定则应当及时查处。上述立法中的不规范之处，使得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实践中往往处于尴尬境地。
（三）现有文化、执法背景下，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时审慎行事
家庭暴力是家庭生活中的顽疾，老人、妇女、儿童是主要受害者，他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甚至生存权利受到与他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威胁，这是人权保护和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允许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正是这种保护和进步的体现。但是，家庭成员之间侵害的特殊性，如暴力发生的隐蔽性、连续性，反复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因亲情而产生的宽容性，决定了绝大多数受害人寻求救助的真实目的和最迫切的需要不是追究加害人的责任，而是尽快地摆脱伤害，进而实现解决矛盾、达成和解的意图。法律设置救助措施这种非诉讼性和人性化方式，使受害人意志充分体现。婚姻法修正案在规定救助措施时充分认识到这一特点，采用了非诉讼性的救助方式，以避免司法机关随时主动介入家庭矛盾，突出强调只有在受害人要求时才能及时介入，从而以更有效地平息和处理问题⑤。因此，家庭暴力中当事人间的血缘关系以及法律赋予家庭暴力受害人请求救助时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公安机关即便是应受害人的请求对家庭暴力采取公力救助时也采取审慎态度，社会公众头脑中存在的“家丑不外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扫门前雪”等观念也使得公安机关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取证难。
据中华女子学院执行的“城市社区反对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干预与研究”项目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有90.8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家庭暴力不是家庭中的私事，社区的工作人员中占83.38%认为家庭暴力是对妇女权利的侵犯，但这些人在选择反对、干预家庭暴力行为时，超过57.5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家庭暴力的处置主要应由家庭、亲朋好友负责，她们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愿将家庭暴力问题诉诸法律。5可见，公民自身受传统意识影响较重，他们心目中家庭暴力的外部救助方式应具有私人化、家庭化的倾向。
（四）考评体系尚存在不科学，导致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缺乏积极性
考核评价体系是绩效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考核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机制，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奖勤罚懒，不断强化人们的岗位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警察同样渴望通过自身智力与技能的投入获得公众的认同。因此，考核体系的科学性是调动社区民警工作积极性的手段之一。
影响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积极性在考评体系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公安机关工作考评的主要集中于办理刑事案件、办理治安案件和行政案件中以及日常行政管理工作情况，不同社区内人口构成情况、资源配置情况、社会治安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态势等各有特点，而原有的考评体系中的各项量化指标并未完全排除影响公正结果的各种因素，尽管如此，考评结果也与工资、奖金、立功受奖、晋级、提升等各项内容相关；第二，除个别地区外，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工作目前尚未被列入对社区警务工作考核的内容；第三，对于家庭暴力的防治需要警察下大力气作的工作往往是基础性的工作，如对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和受害人的调解、劝说，应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请求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进行制止但因受害人的宽容而无对施暴人的处罚，这些工作费时费力却又与考评业绩无关，因此，警察对于家庭暴力的干预处于管与不管、管多管少、管好管坏无标准、无奖惩的状态，不利于调动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意识，使之干预的主动性受挫。
三、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是家庭暴力防治的社会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
（一）将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融入社区民警的日常工作之中有助于警察反思对家庭暴力的干预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委会辖区。”6伴随着我国政治的不断开明、经济的日益发达，不同的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社会规则的择地而居，社会成员固定地从属于一定"单位"的管理模式已经打破，长期的共同居住逐步形成了共同的需要，为了这种共同需要，他们选择遵守特定的社会规范，以期改善社区的生活质量。社区民警工作在社区，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更加有效地发挥社区居民自治的功能，使其有效地实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以此提高社区居民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从而创建杜绝违法犯罪滋生的良好社会环境，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文明社区。
社区警务战略在分担警察的责任方面否定了长期潜伏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意识——预防控制家庭暴力责任只在警方，它向人们昭示出：彻底控制和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有赖于全社会力量的动员。而社区民警深入社区后，警察对干预家庭暴力的认识也在悄然变化：无论在私领域还是在公领域，每个人都有权要求法律保证其享有安全的权利，警察在追求公共福利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侵害公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私权利，相反,却应当通过自身工作，尽量维护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生活隐私，保障社区成员法定权利的最大化满足。但是，国家所保护的隐私权是以符合法律要求为基础的，当某个人在家庭中实施暴力这种不良行为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他人的合法权利、并由此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时，其家庭生活的隐秘性就会被缩小到最低点甚至会全部丧失，受害人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事实必然得到同一区域具有共同价值观群体的否定性评价，社区居民由于对共同理想目标的追求而形成的内部成员之间互救行为(即对家庭暴力干预行为)的出现已经将家庭生活的私密性打破，社区公众这种减少纷争、预防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行为已融入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当中，提升了警察对家庭暴力干预的张力，警察无需主动介入。当然，受害人直接请求警察干预时,警察责无旁贷。因此，对家庭暴力的干预首先是对人权的维护，若没有人权，和睦稳定的家庭关系，良好的社区氛围、昌明的社会环境也就无从谈起。在社区民警联合社区居民、组织干预家庭暴力，是从社会实际出发，自觉研究、解决顽症问题的体现。
（二）社区民警工作内容包含了对家庭暴力的干预
家庭暴力所具有的侵害人权、有悖社区公众价值观念和社会公德、破坏社会治安秩序、潜在诱发犯罪因素、不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危害，使之成为全世界着力消除的顽疾。但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强的特征，受害人因受传统意识以及血浓于水亲情观念的支配，不愿张扬或更愿求助妇联、居（村）委会等群众性组织7。由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格局逐步形成，过去由政府承担的许多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也将通过推动社区建设去完成，人们从社区中得到支持的力度将日益增加。而建立社区家庭暴力救助网络体系，强化了警察与社区组织、妇联组织和居民之间相互支持。在社区建设中，在坚持社区依法自治的前提下，社区民警在拥有了工作的相对自主权后，将家庭纠纷的调解、家庭暴力的防范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依托社会开展调查研究、化解民间纠纷、实施安全检查等基础性工作内容包含了对家庭暴力的防控。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创建的“零家庭暴力社区”七大维权网的目的为：贯彻家庭暴力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综合治理的方针，尽可能地将家庭暴力化解在萌芽状态，对每一起发生的家庭暴力及时介入以防止家庭暴力的持续和升级,从而对家庭暴力实现介入率100%。七大维权网中列为第一位就是以公安机关的社区警务室和伤情鉴定中心为核心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网。8此外，为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在公力救济实施后的安全，实行家庭暴力干预的回访制度，不仅坚定了受害人反抗施暴人再次施暴的信心，而且能够有效地控制家庭暴力的再度发生、提高干预的切实效果，同时还可使社区民警自己以及社区群众检查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工作的实效，这同样是做好社区的治安防范工作的重要内容。
（三）社区警务战略有助于反家庭暴力网络的合作
家庭暴力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危害的社会性、社会对家庭暴力认识的宽泛性以及法律赋予家庭暴力受害人救济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对家庭暴力的防治不再是公安机关或妇联等各机关、组织或团体独立作战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如何结合社区居民的生活，开展社区道德建设，帮助社区居民提高素质，培养共同的社区意识、担负共同的责任，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保持每个个体和家庭自己的个性，让每个家庭远离暴力、让社区充满安宁，创建文明、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是社区建设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是社区警务建设的面临的任务。
社区警务是“公安机关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加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提高公安机关控制社会治安能力的重大战略。”9社区警务战略就是要以人为核心，通过公安机关与社区组织的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和防范工作转变为基层组织行为。当然,社区警务理念并非将群众力量的专门化, 它所强调的是警力的社会化，即通过社区民警的警务活动,使警察原有的管理、控制、支配模式淡化，通过发动、组织和依靠社区群众，利用社区资源以扩大社区居民自主、自助管理工作的影响，搞好综合治理，构建以社区为平台的治安防控网络，从而使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在社区警务战略的方式下得到巩固和加强，使基层政权的功能达到延伸和扩展，促进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根据婚姻法、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往往是在暴力行为发生时或该行为已造成严重损害结果之后，受害人才得以行使请求公安机关救助的权利，这种方式无形中限制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效能的发挥。干预家庭暴力社区警务理念，改变了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单一做法，通过社区民警沉入社区开展工作，加强与社区居民、社区组织、妇联等机构的合作，让社区民众了解警察、认同警察，警察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指导社区居民研究社区中的家庭问题，提高当地社区的道德水准、改善居民行为方式；另一方面，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协助警方做好家庭暴力的干预工作。邻里守望职能实现所达到的效果即为警力的整合，它依托社区基层组织，关注和培养社区居民的自助和互助, 强调的是互动与共同参与，从而不仅使家庭暴力发生的隐秘性降低，使家庭暴力发生的信息动态化，而且使警察干预家庭的途径由被动的事后制止拓宽为主动的预防与制止相结合，缓解因警察单兵干预家庭暴力而导致的诸多不利，多机构、多层面干预行为的实现，使法律赋予受害人的社会救济与司法救济在最大限度内发挥各自的作用，较好地缓解了警力不足与家庭暴力多发性、反复性、当事人宽容性之间的矛盾，既可有效地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将家庭暴力防控于萌芽状态，同时又可使受害人短期与长期安全得以保障。建立这种多元化群防群治方式，构成了家庭暴力防控的常效机制，真正使家庭暴力防治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有效地拓展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空间。
（四）社区民警考评体系的创新有助于提高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积极性
警察非道德人，而是社会人。每一位社会人都不是神圣的，他需要得到社会成员对其的认同、需要受到奖励与称赞。因此，公安机关在设定社区警务考评标准时，应当结合警察工作的性质，了解每位警察个体的渴望受到尊重、及时得到对其努力工作的成绩作出积极肯定性评价的需求，从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展管理工作的能动性的理念出发，科学地制定考评体系，促使每一位恪尽职守的警察产生通过参与考评而产生荣誉感和责任心。
社区警务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使得对社区民警考评体系应当突出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的考评份量，突出绩效，向结果项目指标倾斜。将对家庭暴力的干预纳入考评项目，明确对家庭暴力干预的职责权限、对家庭暴力干预的工作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社区民警的考核要素、考核项目、考核标准、考核方法、考核程序、考核复议程序。2002年3月，湖南省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公安分局制定了《荷塘公安分局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考核奖励办法》，该办法将社区民警对家庭纠纷处理率、家庭暴力预防、制止率以及家庭暴力打击处理率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且在此基础上建了反家庭暴力定期交流、汇报制度，真正将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工作内容纳入考评体系，从而提高了社区民警干预家庭暴力的能力。除此而外，应当社区民警对家庭纠纷的调解率、对已制止的家庭暴力的回访率也需列入考评项目，促使社区民警从维护人权、社区安宁、社会稳定的高度认识家庭暴力的重要性，使其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从基础做起，提升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敏感性和效能。



作者:汪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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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驾车险”的法律分析

沈诚

[内容提要] “酒后驾车险”的推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保监会近日也发表声明认可了该险种的合法性。但本文立足于现行法的规定，通过对该保险形式和内容的较深入分析，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对该保险的修改提出建议。
[关键词] 责任保险 第三者责任保险 除外责任 酒后驾车

今年1月份天安保险公司沈阳分公司率先推出一种名为“非常事故损失特约险”的险种（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酒后驾车险”，为保持内容的统一性，以下将统称为“酒后驾车险”）。随后数月间，天安保险公司陆续在其20多家分公司中推广这一新险种。稍有保险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酒后驾驶向来是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所以此险种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业内人士、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不少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酒后驾车险”发表了评论，有些评论甚至是截然不同的，问题的焦点是这个保险的合法性。纵观对此险种合法性的评论，总体来说缺少理性的深入，大多数意见还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本文最大的任务是，立足于法律的视角，通过民法和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对“酒后驾车险”合法与否做出解答。其次，希望借助于西方保险界的某些先进实践经验，对这一险种的修改提出些许建议。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酒后驾车险”的大致内容。作为车险的附加险，该保险条款规定：只有投保人在投保汽车损失险和第三者人身伤害险、第三者财产损失责任险、乘客和驾驶人伤害责任险之后，才可投保“酒后驾车险”。同时该条款还规定，在交通事故责任书载明的驾驶人饮酒驾车肇事，致使第三者人身伤亡，依法应由被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依据本条款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每次事故损失的责任限额为25万元人民币，并设定每次赔偿实行30%的绝对免赔率。据悉，该附加险的费率为0.8%。如上所述，若投保10万元的“酒后驾车险”需要每年缴纳800元的报费。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最多能获得7万元的保险赔偿，另外3万元属于绝对免赔额的范围，由驾驶人自己承担。
今年8月中旬，中国保监会首次就此险种表态。其认为，酒后驾车险与我国先行法律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应该大力扶持。该声明还强调，责任保险有利于维护事故中第三者的合法权益。今后除了“酒后驾车险”以外，相关的责任保险也将是各大保险公司发展的主要业务。中国保监会作为我国保险市场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其声明足以使该保险获得事实上的合法地位。但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险种的激烈争论还未平息。这同样表明，“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并不是绝对的，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伦理道德上，仍存在不少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问题。针对此项保险，金融界、法律界甚至社会学界的学者们可谓各抒己见。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分为两派。正方认为，此保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并不背离我国先行法律框架。应大力提倡。而反方则认为，次保险既不合理又不合法，其存在之于社会是弊大于利。笔者在阅读各方意见之后，对其稍加整理归纳，现将每一方的依据罗列如下。这可能有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
反方的主要依据有：1、与现行法律相左，所谓现行法具体指《民法通则》、《合同法》、《保险法》和《交通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文。2、酒后驾驶是一种故意行为，若允许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保险无疑会引发极大的道德危险。3、此保险免除了肇事者的经济制裁，不利于对酒后驾驶的预防，并且间接助长了酒后驾车。4、现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已具备保护受害方的功能，再设立酒后驾车险实属多余。5、有违公共道德。6、酒后驾驶造成事故的机率很大，从而有违保险中的危险不可预见性原则。
正方的依据主要有：1、法律并无明令禁止设立该保险。2、作为第三人责任保险，保障的是受害第三人的权益，而不是酒后驾车者的利益。3、传统车险的第三者责任险已将《交通管理条例》中明令禁止的闯红灯、强行变道、逆向行驶等违章行为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责任进行赔偿。4、该保险只减轻肇事者的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行政和刑事责任。5、责任保险合同作为私人间的交易不必太多干涉。
从上述正反两方的依据来看，有些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反方的依据3，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确具有保护受害第三者的功能，但酒后驾车恰恰是其除外责任，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从保险公司受偿。按照其保护受害者利益的逻辑，该保险不是很有必要设立吗？再看反方的依据6，酒后驾驶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肯定没有达到只要酒后驾驶就必然发生交通事故的程度。所以“酒后驾车险”其实并未违反保险中的危险不可预见性原则。正方的依据5同样大有问题。责任保险合同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交易行为没错，我们的确应该保护各方的意思自由，但如同其他的民事行为一样，行为双方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必须受到现行法律规范的约束。
在剔除双方那些显然站不住脚的依据之后，我们应该可以发现正反两方最核心的理由。保监会以及支持“酒后驾车险”的学者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交通事故中对受害第三者利益的保护上，他们认为第三者利益就是该保险存在的最大合理性所在。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最集中的理由在于此险种既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偏离了人们常说的“公序良俗”。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是由于人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很显然，反对该保险的一方是出于现实角度来认识问题的，而支持方则跳出了现实中的制约，以一种更高层次的眼光，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的眼光来分析问题的。这或许就是一种实然和应然的断档吧！
我们很难评说这两种路径谁是谁非，但任何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创设的机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行的法律基础。当代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虽然法律总是落后于人们的实践，但是人类的任何创新都必须以现行法为依托，至少不能够根本的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容许机制创新领先与法律，必然意味着对现行规范的大规模改动，从而使法律适应新的机制，这样的成本显然是巨大的。当然，机制的创新可能代表着较之于现行规范更先进的理念，我们当然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毕竟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本来就意味着新规范代替旧规范。按照这样的逻辑，当我们在分析“酒后驾车险”的问题时，首先就应该考虑它是否与我国现行法律规范相违背，其次要思考的是保护受害第三者利益是否代表着责任保险的发展趋势，再次这两者的矛盾是否可以通过引入某种设计而加以调和。这后两步只能算是笔者的一些理论思考，体现的可能是本文的“预期价值”，而第一步由于体现出的是“现实价值”，笔者也就会费更多的笔墨对此加以阐述。
中国保监会在有关声明中指出，“酒后驾车险”也就是“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与一般的财产保险不一样，它是一种责任保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被保险人行为损害的第三者的利益，使受害的第三者更有效的得到保护。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我们可称之为广义上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其具体又可细分为产品责任险、公众责任险、雇工责任险和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等种类。而狭义的第三者责任险仅指以与特定的财产标的或施加在特定财产标的上的行为相联系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1（后文凡出现第三者责任保险，均取狭义概念）。例如汽车第三者责任险。参见文首的“酒后驾车险”的保险条款和保监会的声明可以初步断定，该险种从设计本意而言显然属于狭义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具体来说即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的基本理论是围绕着第三者责任展开的。而第三者作为该种责任的相对人，也就决定了其在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应该对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范围给予必要的关注。
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的第三者。其范围是受到法律限制的。在实务中，保险条款一般采用排除法对不属于第三者范围的民事主体予以明确规定。如我国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第三者是指本车司乘人员、搭乘人员、乘客以及违反交通规则的爬车吊车者（私有车辆还包括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之外的民事主体。有学者还将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第三者构成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事先无任何利益上的合同关系或其他民事关系；二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所保的标的无任何事先必然的联系；三是第三者同被保险人的具体民事活动事先无任何必然联系。2比照这三项标准，笔者认为“酒后驾车险”将第三者范围扩展到“本车乘客”是不适当的。既然能够成为某车的乘客，其与驾驶者或乘坐车辆不可能毫无联系的。这种联系如果是血缘上的，则此人就不具备成为责任保险第三者的资格。若这种联系是合同关系，那么此人只能成为服务责任保险的第三者。总之他都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设想这样一种情况，车上的乘客明知驾驶者是酒后驾车，非但不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劝阻，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还能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这至少和一般人的道德准则是存在出入的。法谚有“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利”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以上我们仅仅是指出了“酒后驾车险”在设计的形式上的一个缺陷。那么，是否当该保险将“本车乘客”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时，它的合法性就无可置疑了呢？我们认为，即便排除了其形式上的缺陷，“酒后驾车险”在内容上与民法及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也存在根本的违反。

保险是一种民事行为，具体说是一种合同行为。这就表明保险合同的有效性要受到《合同法》的约束。我国《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8条还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可见，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与否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此同时，我国有关道路交通管理的专门行政法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六）饮酒后不准驾驶车辆。”此条规定已明确了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保持清醒状态的义务。另外，我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与此相对应，在第5条第7款将“驾驶员饮酒”认定为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从名称上可能不具备行政法规的一般形式，因而也容易导致保险合同的双方对此规定的忽视。其实，该保险条款是由我国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即使并未将条款的有关内容写进保险合同中去。那么《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责任免除的形式规定“酒后驾车”是否意味着，保险公司有权利自由决定是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还是保留呢？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联系《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从法律统一性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以责任免除的形式规定“酒后驾车”实质上是间接对这种行为的禁止。为了达到法规禁止酒后驾车的目的，责任保险公司必须对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实行免除。而不存在自由决定对赔偿责任保留与否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保险公司没有权利开设以承保酒后驾驶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为内容的险种。
《合同法》作为保险行为的一般法对其有约束力，那么《保险法》作为保险的特别法，其对保险行为的约束力应毫无疑问。我国《保险法》第4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也再一次证实，保险公司不能为违法行为提供经济保障，否则将有违保险的宗旨，也是与我国的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的。3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设立“酒后驾车险”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严重冲突。不知保监会何以得出“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与我国现行法律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的结论？当然，以上所涉的法律冲突仅仅是在保险设立层面上的冲突。如果我们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认可“酒后驾车险”的合法存在性（我们在这里的探讨毕竟只是纯理论上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保监会的确已经承认了它的合法性）。笔者认为该保险与法律的冲突还将继续影响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具体而言，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害者能否真正受偿并不确定。
我国《保险法》第35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规定的，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终止合同。很显然，《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就是驾驶者应遵守的安全、操作方面的规定。如前所述，该条例明令禁止酒后驾车。换句话说，驾驶者酒后驾车就意味着对其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的违反。保险公司完全有理由依据《保险法》第35条的规定拒绝赔偿。
天安保险公司有关人士指出，传统车险的第三者责任险已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明令禁止的闯红灯、强行变道等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作为保险责任进行赔偿。所以酒后驾驶虽违反条例规定，保险公司仍应履行赔偿义务。有一点不可否认，闯红灯、强行变道等行为和酒后驾驶一样同属违反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的行为。这就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否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保险人抗辩的事由？
以驾驶机动车辆为例。任何正常人都有可能因一时疏忽而闯了红灯，若不幸造成第三者损失就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花费金钱的代价。责任保险的目的正是将这种突发的危险事故造成的损失“转嫁”于保险人一方。如果要求驾驶者完全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所有规定，那么保险人的义务将缩至仅对因不可抗力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这与责任保险的宗旨实在是背道而驰。但是，保险标的的安全程度与占有保险标的的被保险人密切相关。为避免保险制度有可能导致的道德危险，避免社会财富之不必要的损失，法律不可能不对被保险人设置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法定义务。有学者对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违反这一义务的责任条件从三方面加以界定（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满足如下条件时保险人才能拒绝履行赔偿义务）：第一，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是其承担违反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只责任的条件；第二，被保险人未采取安全措施与保险事故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被保险人对于安全措施的采取，应能为而不为或者具有重大不当。4将上述三条标准运用到酒后驾车肇事后的索赔理赔中去，我们认为，首先酒后驾车是一种故意行为；其次绝大多数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直接是由于驾驶者因饮酒而思想不能集中而引起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些事故中有一部分即使驾驶者没有饮酒也还是不能避免的。但若仅仅为了这很小一部分的事故而概括的对所有的酒后驾车进行保险显然成本过于高昂。）第三，酒后驾车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综上所述，酒后驾驶者应自己承担违反法定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所产生的责任，而保险人可以“酒后驾车”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现在来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可以将闯红灯、强行变道等违法行为列入保险范围就容易了：只要驾驶员并非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保险人没有理由拒绝赔偿。
以上我们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酒后驾车险”在设立上的违法性以及即使存在了这样的保险合同也会因为法律规定而变成一纸空文。接下去，我们希望换一个角度——从保险利益出发来继续讨论“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保险利益之于保险的重要性可以经典的概括为六个字，即“无利益，无保险”。虽然保险利益至今仍然是学术界一个没能彻底搞清楚的问题。但是既然涉及了保险问题又怎能绕得过保险利益的问题呢？以下，笔者将结合对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的认识对“酒后驾车险”之被保险人是否具备保险利益做些评论。
对保险利益的定义，学者们的见解相差不多。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在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基本是重合的，下文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若无特别说明则指同一对象）对投保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5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因承担赔偿责任而将减少现有的财产，或者失去应得的利益，从而与其赔偿责任的承担具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则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6对于此种保险的实质，美国法院认为，责任保险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存在于被保险人的全部财产及其顺利地经营业务所可获得的一切经济利益上，投保人凭借此种保险措施对于因偶然事故发生所蒙受的金钱损失或不利益获得填补，此既所谓消极的期待利益。7因此，消极的期待利益之所以可以成为保险利益，是基于投保人对其现有的财产有利益。8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可用反证法加以证明。假设一个投保了汽车第三人责任险的人故意开车撞了人。此时他对现有财产肯定是享有利益的，因为他若承担了赔偿责任其现有财产必然就会减少。但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因为对现有财产享有利益而对第三人责任险也享有保险利益，从而由保险人代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所以笔者认为，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对责任保险享有保险利益，不应看他对现有财产是否享有利益，而应把重心放在对投保人潜在的对第三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考察上。对此，有学者将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归纳为三个构成要素：1、投保人必须有某种可能发生的潜在责任；2、这种潜在的责任应该是保险标的；3、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必须有某种法律上认可的联系。9我们不妨就用这三条标准来检验“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第一、三条标准，投保人还是符合的。因为对于一个驾驶者来说，酒后肇事既不是必然发生的，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表明驾驶者因酒后驾驶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当然，被保险人会因责任不发生而收益或因损害产生责任而受到损失，这也就是投保人与潜在责任之间法律上认可的联系。现在问题就简化为，完全由第2条标准来决定“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潜在的责任属于责任保险标的的话，投保人就有保险利益，反之则没有。
责任保险的标的是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般限于法定责任，即法律直接规定应由行为人承担的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也就是说，责任保险的标的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该责任的产生必须具有以外性或偶然性，被保险人蓄意进行的行为不属于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第二，责任保险承保的责任必须是依据法律规定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法律责任；第三，责任保险承保的是被保险人承担的具有财产责任性质的民事赔偿责任，而不包括其应负的刑事、行政责任和非财产性质的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的《民法通则》和《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酒后驾车造成第三者人身财产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责任。另外，保监会和天安保险公司也再三强调，“酒后驾车险”仅涉及投保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不影响肇事者接受行政和刑事处罚。可见，“酒后驾车险”之投保人的潜在责任符合责任保险标的的后两条标准。但是，酒后驾驶的蓄意性是不容否定的。仅次一条就可使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不符责任保险标的的要求。如果我们将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造成的危险或事故也纳入保险的范围无疑会引发巨大的道德危险。这等于在客观上鼓励了酒后驾驶这种违法行为。虽然天安保险公司宣称，“酒后驾驶的主观故意并不妨碍酒后驾车事故的客观存在”。但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酒后驾车和事故的出现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酒后驾驶的故意本身足以将事故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排除在责任保险之外。
综上所述，由于酒后驾车所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属责任保险的标的之列，以至于不满足责任保险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应有的构成要件。所以“酒后驾车险”的投保人实际上是不拥有保险利益的。按照“无利益，无保险”的原则，他显然没有资格投保该险种。既然如此，“酒后驾车险”一方面要吸引大众投保，另一方面大众本身对该保险又都不具备保险利益，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以上，笔者分别从形式内容角度和实质内容角度对“酒后驾车险”的合法与否做了较深入的分析。这个保险在形式上较之标准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内容上和现行法律存在根本的冲突，同时也违反了作为保险基本原则之一的保险利益原则。因此，我们认为保监会批准该险种是不恰当的，“酒后驾车险”缺少合法性的支持。

我们虽然已对“酒后驾车险”合法与否的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些结论的得出莫不是建立在现行法和当前占主流地位的法律思想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可把之前所做的一切分析看作是一种实然的路径。与此同时，天安保险公司、保监会和该保险的支持者们着重强调“酒后驾车险”对第三者保护作用的声音如此响亮，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这些声音的存在。那么，强调对第三者利益的保护是否就是责任保险的发展方向呢？或者说，我们是否能在应然的路径上发现“酒后驾车险”的些许合理性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工业的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意外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性的增加，保护受害第三者利益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首先体现在侵权行为法中预防性惩罚功能逐步后退，相反对受害者损失填补功能却得到加强。而侵权行为法和责任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互补关系。10因为侵权行为法只是在法律上确认了损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受害者的利益若想得到真正的补偿显然还关系到损害人的经济实力等其他因素。这就决定了受害第三人利益的保障必须得到责任保险制度的大力支持。我们欣喜的看到，目前已有学者将“优先保护受害第三人利益”作为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予以表述。11应该说，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是责任保险的初始目的，受害第三人所受损失及时得到补偿不过为其客观结果。但随着责任保险覆盖面的拓宽和法律社会化运动的深入，责任保险正渐渐成为受害第三人甚至整个社会利益获得保护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说，责任保险具有保护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利益的双重功能，但保护后者利益更显其突出性和重要性。
当今社会，酒后驾驶的确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据有关数字显示，上海市仅今年七八两月就查获酒后驾车942起。考虑到酒后驾车的隐密性，真正的数字远不止这些。站在酒后驾车的受害第三人的角度而言，这种酒后驾车的频发性对其人身和财产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受害者都很难及时得到赔偿。即便求助于诉讼也往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结果也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但是，正如本问所论述的，在现行法框架内，的确还难以做到不计较被保险人主观过错来保障受害第三人的权益。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经典地表述为“责任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的责任，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大责任，常不能衔接”。12具体的说，当被保险人为故意行为时，保险责任与民事责任并不一致，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均不能从责任保险中得到任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保险的作用岂不无从发挥？这样，民事责任无从分散其危险，更无法提及损害赔偿社会化这一远大目标。
由上述分析可知，第三者责任保险，具体说即“酒后驾车险”，在实然和应然两方面还是存在不可调和性。一方面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防止被保险人的道德危险，一方面按责任保险的长远发展趋势要更注重对受害第三者的保护。这看似是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其实适当地借鉴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先进经验，在制度上做些调整，还是有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
这种制度主要就是增加责任保险人的事后追偿权。具体内容指：责任保险人依照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应当不承担支付保险紧的责任，但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人在依法向受害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之后，取得对被保险人的求偿权。那么对于酒后驾车这种行为，就需要我国法律取消酒后驾车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除外责任的规定，同时要求责任保险人即使在被保险人酒后驾车肇事的情况下，仍须向受害者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事后拥有要求被保险人返还保险金的求偿权。其实在国外早已存在类似于“酒后驾车险”的险种，但那些国家大都实行保险公司的追偿制度。我认为这种制度有两大优点：首先，它能及时、完全的使受害者的利益得到补偿；其次，损失归根结底还是有被保险人承担的，因此也大大的降低了道德危险产生的可能性。其实严格来说，这已经不能算作是真正的责任保险了，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重新分配社会公平的工具。因此，建议在我国现有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框架下，取消酒后驾车为除外责任的规定，同时引入责任保险人的追偿权制度。这样一来，既达到了“酒后驾车险”的预期目的，还防止了道德危险。真可谓一箭双雕。

我国责任保险业的真正发展至今也不过20年的时间，我们很难说它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不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而当今的金融领域可谓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几乎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这种理论上的落后和实践上的超前应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矛盾。“酒后驾车险”可能只是众多矛盾的一个缩影，它看似微小，其实却挑战着相关领域内的整个制度。面对这样的新问题，就需要我们借助理论的力量认清其本来面目，然后再放入实践层面加以完善。本文仅仅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拿来与理论界同仁一起探讨。
1 樊启荣编著：《责任保险与索赔理赔》，第324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 樊启荣编著：《责任保险与索赔理赔》，第32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 丁凤楚编著：《保险法案例评析》，第302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4 尹田主编：《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第30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 李玉泉著：《保险法》，第69页，法律出版社，1997
6 樊启荣编著：《责任保险与索赔理赔》，第7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7 覃有土主编：《保险法教程》，第75页，法律出版社，1995
8 李玉泉著：《保险法》，第76页，法律出版社，1997
9 丁凤楚编著：《保险法案例评析》，第14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
10 肖刚：《论责任保险与侵权行为法的关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总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