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003年王某某（女）与高某某未办理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并育有一儿一女，2007年王某某因和公婆发生争吵离家出走，2008年又与李某某在未办理结婚证的情况下，在一起以夫妻名义生活，王某某的前后两段婚姻都不受法律保护，是否构成重婚罪。
分歧意见：本案在审查过程中，关于王某某是否构成重婚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重婚罪。理由如下：王某某与高某某虽然未履行结婚登记，但长期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子女，属于事实婚姻，其婚姻关系是成立的，王某某在未解除与高某某的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李某某共同生活在一起，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王某某的行为构成重婚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理由如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其中第24条规定：“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这表明我国民事法不承认事实婚的法律效力，而将其视为非法同居，不给予法律保护。本案当中，王某某与高某某、李某某的两次婚姻都是事实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属无效婚姻，既然王某某与高某某、李某某的两次婚姻关系都不能成立，就谈不上重婚的问题，因此王某某的行为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重婚罪。
分析意见：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重婚罪。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以前，承认事实婚姻，故事实重婚也成立重婚罪，实施之后，规定事实婚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事实婚姻没有得到婚姻法的承认，而否认事实重婚构成重婚罪。一方面，事实婚姻是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种非法关系的存在，事实上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为了保护合法的婚姻关系，有必要将事实重婚认定为重婚罪。另一方面，事实婚姻是否有效与事实婚姻是否构成重婚罪并非同一议题；任何重婚罪中至少有一个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要求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均有效才构成重婚罪，有自相矛盾之嫌。正因为如此，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四川省高级人民的批复中批出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量刑。”对于这个司法解释中有配偶的人如何解释，我们认为，所谓有配偶是指男子有妻、女子有夫，而且夫妻关系处于存续期间，这种夫妻关系既包括经过合法的登记结婚所形成的夫妻关系，也包括事实上形成的夫妻关系。那么结合上述理论、司法解释来看本案，王某某与高某某未办理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在一起生活，并育有一儿一女，2007年王某某因和公婆发生争吵离家出走，2008年又与李某某在未办理结婚证的情况下，在一起以夫妻名义生活，王某某的前后两段婚姻均不受婚姻法保护，但王某某与高某某、李某某的婚姻均已经形成事实的婚姻关系，王某某在李某某共同生活时，与高某某并未解除事实婚姻关系，可称之谓有配偶，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李某某共同生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因此王某某的行为构成重婚罪。
景县人民检察院 陈亚静、李宁
卫生部关于部属生物制品研究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定权限的通知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部属生物制品研究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定权限的通知
卫生部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职称改革文件精神，经部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北京、上海、武汉、兰州、长春、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具有副研究员（医学科学研究）、副主任药（技）师、（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和高级实验师职务任职资格审定权。
研究员、主任药（技）师和（主任）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由所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提出初审意见后，送交由部委托6家生研所共同组建的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审定。
所需设置的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系列的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可委托当地有关部门协助评审或委托具有评审条件的部属单位评审，中、初级职务任职资格，原则上可由本所组建的评审委员会评审。
1987年5月29日
公款用途应否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
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检察院 王维新
《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由此可见，“公款用途”是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而“公款用途”部分又可分为“消费型挪用公款”、“营利型挪用公款”和“非法型挪用公款”，其客观要件也是各不相同，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内涵。
针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三种不同用途，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应规定了不同的挪用数额和挪用时间：公款用于营利活动、非法活动以外的，需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并且超过3个月未还才构成挪用公款罪；公款用于营利活动的，只需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即可构成挪用公款罪；而公款用于非法活动的，既无挪用数额的限制，也无挪用时间的限制。虽然公款用途对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公款用途不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其理由为：
第一，公款用途属于犯罪动机的范畴，一般不应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刑法通论认为，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存在本质性的区别。犯罪目的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而犯罪动机则是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就性质而言，犯罪目的总是违法，犯罪动机则不一定违法。就行为对客体所起的作用来说，目的行为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但动机行为则不一定对客体构成侵犯。因而在刑事司法中，总是根据目的行为定罪，而不是根据动机行为定罪。也正是基于此，刑事立法只能把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动机行为则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据此，《刑法》第384条对挪用公款罪客观要件的规定有悖于这一规律，因为在挪用公款犯罪过程中“挪用”行为属于目的行为，而挪用公款后支配公款行为属于动机行为，其公款具体用途并不影响挪用公款罪的成立。
第二，公款用途并没有侵害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客体。就行为对犯罪客体的作用来说，侵害公款使用权、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的，是挪用公款中的“挪用”行为——目的行为，而非对公款后续的支配行为——动机行为，即便有些支配行为（如挪用公款进行赌博、走私等）也侵害了某种犯罪的客体，但其侵害的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和犯罪客体。因而，从挪用公款的社会危害性来看，“挪用”行为总是违法的，伴随着社会的危害性，而公款支配行为则不一定违法，也不一定具有社会危害性。例如，行为人因投资证券的需要而挪用公款30万元，这里的挪用30万元是目的行为，是违法的，也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投资证券则是动机行为，显然这一动机并不违法，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又如行为人将挪用的公款给亲人治病，给孩子缴纳上大学的学费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这表明了，挪用公款之后的公款具体用途的“支配行为”对挪用公款罪的构成并无影响。因此，刑法无需将公款用途的“支配行为”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
第三，将公款用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要件，同样破坏了刑事法律体系条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犯罪客体上看，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同属于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是同类客体，具有同质性。而根据刑法规定发现，贪污罪中并没有将贪污后的公款用途作为贪污罪的客观要件，但是在实践中存在行为人贪污后公款用于营利活动、非法活动或其他活动的情形，这与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的具体用途进行浓墨重彩的规定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了刑法条文内在逻辑结构的失调。同样刑法对其他侵犯财产权能的犯罪，如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不包括挪用资金罪）等均未以用途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用途的规定是有悖于刑法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
作者：王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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